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文化都有發生、發展、高潮和衰落的過程，這也是著名學者施賓格勒、湯因比的文化分析方法。基督教文化是由希臘的神學與希伯萊的神話、圣史和儀式組成的，是融合了希臘的科學理性與希伯萊的一神信仰的所謂“高級宗教”。在中世紀，二者是在一神信仰的主導下將希臘的科學理性與希伯萊的神話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中世紀前幾個世紀的神學是由圣奧古斯丁主導的，是柏拉圖式的;后幾個世紀是由圣托馬斯•阿奎那主導的，是亞里士多德式的。文藝復興就好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走出書齋一樣，開始了學成運用，它標志著基督教文化已經告別了青少年的學習時代而步入了社會。基督教文化發展到這里，從希臘到中世紀的“為知識而知識”、“為真理而真理”(學習階段)已經變成了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以知識創業)。由無所為而為的純知識學習走向實用，正是青少年步入社會的明證。而要更好地創業從而獲得更多的財富，人們發現不僅要復興希臘人的科學理性，而且要把科學運用到實踐中去。從英國的工業革命和伽利略開始，愛智慧走向愛發明、理論科學走向實用技術的文化轉折意義是非常明晰的。隨著科學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擴張，一神信仰的地盤卻在逐漸縮小，甚至無神論也開始抬頭。譬如要建立理性王國的啟蒙學者伏爾泰、霍爾巴赫等人，就站在世俗文化的理性立場上將基督教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穌挖苦得要死。而達爾文的進化論，又從科學的角度對上帝創世造人的神話進行了致命的摧毀。基督教文化面臨著科學理性與一神信仰的巨大沖突，而且這種沖突的暴風似乎要將基督教文化之船在科學理性的海洋上整個兒掀翻。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驚人的才華表現了假如上帝不存在會發生什么，以基督教原罪的眼光深刻地透視了人的行為和意識的深層罪惡，并且以大慈悲大仁德的襟懷描繪了被侮辱被損害的蕓蕓眾生的苦難，試圖以基督教對他們加以拯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后，基督教文化果然沒落了，他的作品就成為基督教文化的一個絕響，而且也許是最響亮的。
在上帝死后的當代西方，當神已隱退，魔鬼出籠，對感性現世的沉醉已經使得人欲橫流的時候，所產生的文學文本也很難再與基督教傳統中的偉大作品比肩。前幾年一些國人經常以“后現代”為時髦，但是西方的“后現代主義”產生了什么象樣的作品呢?正如著名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指出的：“目今西方社會已跨進了脫離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階段，大家信賴科學，上教堂做禮拜，對大半人來說，只是積習難改。”“今天西方文明也已變了質，今日的西方文藝也說不上有什么‘偉大’。”“曾在文學、繪畫、音樂、建筑各種藝術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偉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樣子不可能在下一個世紀(即21世紀)再有什么光輝的表現了。”(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第44—47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因此，基督教文化最優秀和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都產生在從文藝復興到現代主義這一發展過程之中。如果說文藝復興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學的春天，那么，現代主義則是基督教文化中文學的殘冬。從春到冬，基督教文化是文學大師迭出，美不勝收，而秋收季節最輝煌的果實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爾尼科夫、基里洛夫、伊凡等人，在科學理性的作用下對上帝的存在進行了不容辯駁的置疑。也許，《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第二卷中的《叛逆》和《宗教大法官》是歷來反對上帝、控訴基督教的文字中最有深度的。
當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就有許多無神論作家，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們高明在那里呢?其實，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已經講得很清楚，即使在無神論的啟蒙學者那里，也沒有產生“存在先于本質”的觀念，而是仍然沿用基督教“本質先于存在”的觀念，只不過是以“理性”取代了上帝，而這一“理性”概念又容納了上帝。詩人雪萊曾經因為宣揚“無神論的必然性”而吃盡了苦頭，甚至被人稱為“惡魔”;但是雪萊反對的僅僅是天啟的上帝，并不反對愛和美的上帝，相反，雪萊對于在現象界之外的愛和美的理念世界和“一種精神”的永恒本體深信不疑。正如佩西神甫向阿遼沙所說的：“世間的科學集結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別是在最近的一世紀里，把圣經里給我們遺留下來的一切天國的事物分析得清清楚楚，經過這個世界的學者殘酷的分析以后，以前一切神圣的東西都一掃而光了。……然而這整體仍象先前一樣不可動搖地屹立在他們面前，連地獄的門都擋不住它。難道它不已經存在了十幾個世紀，至今還存在于每個人的心靈里和民眾的行動里么?甚至就在破壞一切的無神派自己的心靈里，它也仍舊不可動搖地存在著!因為即使是那些拋棄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們自己，實質上也仍然保持著他們過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第25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更重要的是，這些無神論者幾乎都以為上帝的死去對于西方世界是無關緊要的事情，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更合理的世界。他們都沒有看到，假如上帝死去，整個基督教文化也將隨之崩潰。正如T. S. 艾略特在《基督教與文化》一書中所感受到的，如果沒有基督教，那么，生長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人就要等青草長高了，羊吃了青草長出羊毛來，然后用羊毛再編織一件文明的衣裳，而這樣一來需要經過許多野蠻的世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他的《群魔》和《卡拉馬佐夫兄弟》等作品，已經深刻地表現了艾略特的這種現代感受。
對上帝死后的怪誕世界與荒謬人生的表現，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基督教文化中的先知，成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上帝這一概念對于整個基督教文化來說，含義是極為豐富的，絕非像無神論想象的那樣可有可無。沒有上帝，耶穌基督的救贖和復活完全就是一堆騙人的謊言;沒有上帝，基督教文化中的倫理道德觀念與判斷善惡是非的價值觀念就失去了根基;沒有上帝，所謂靈魂不死就失去了憑據，每個個人都要面對死后什么也沒有的世界恐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前預見，就在于當其他人都忙于現世事務或者醉心于科學的時候，他深切地洞察到沒有上帝整個基督教文化將要面臨的巨大的價值危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慈悲大仁德，就在于他感到沒有上帝對于那些“超人”或許還可以忍受，可是對于那些受苦受難的蕓蕓眾生還值得活下去嗎?加繆認為，哲學最根本的問題是關于自殺的問題，探討人是否值得活著比探討世界有幾個概念幾對范疇要重要得多。但是，加繆的觀點幾乎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話語中抄來的，伊凡就說：“當對自己為什么活著缺乏堅定的信念時，人是不愿意活著的，寧可自殺，也不愿意留在世上，盡管他的周圍全是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第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