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行役詩”審美價值論析

時間：2024-09-17 18:30:01 詩經我要投稿

相關推薦

《詩經》“行役詩”審美價值論析

　　摘要：《詩經》作品305篇，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劃分，有“行役詩”這一類。行役是《詩經》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現實。《詩經》“行役詩”是表現行役者艱辛生活、抒發行役者哀傷怨憤情感的作品，具有豐富的美學內涵。動亂的時代和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心態，是產生此類詩歌的社會根源。濃郁的悲劇性和強烈的“奔迸”表情法使《詩經》“行役詩”具有鮮明的不同于其他時代的審美特質，以沉重的美感效應，給讀者以強烈的藝術感染。

《詩經》“行役詩”審美價值論析

　　關鍵詞：詩經，行役詩，審美，價值

　　《詩經》305篇中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作品是以離鄉遠役者的生活為題材創作的。這些數量相當可觀的詩歌，不僅在《詩經》中占有不容忽視的地位，而且由于它們在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方面的一致性，在古代詩歌史上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詩歌流派，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行役詩”。

　　一、抒發哀傷與怨憤的情感

　　是“行役詩”的審美特質

　　“行役”，是指長期跋涉在外。“行役者”是指“負戈外戍之將士”、“衣單塞客”、“去境楚臣”、“辭宮漢妾”、“解佩出朝之士”等人。行役是《詩經》時代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而尤以西周末年和春秋初葉最為嚴重。兵荒馬亂的社會現實，妻離子散的家庭慘景，役夫、思婦的離愁別恨，在《詩經》中都有真實而又生動的反映。詩中勾勒出一幅幅悲凄慘淡的藝術畫面，抒發出哀傷怨憤的思想情緒，這就使《詩經》“行役詩”形成了以哀怨為情感特征，以悲劇性為基調的審美特質。

　　《詩經》“行役詩”中不少作品反映了戰亂帶給人民的災難，直接描寫了出征將士的不幸遭遇以及他們的凄苦心境。“擊鼓其鏜，踴躍用兵”①，在《邶風·擊鼓》中詩人起筆就極為概括地勾勒出一幅動亂的社會圖景：統治者窮兵黷武，將士們奔走效命，隆隆鼓聲、滾滾煙塵、騰騰殺氣交織成一片灰暗混亂的藝術畫面。在這個背景下詩中主人公登場了。這是一個疲于奔命的士卒，他久別親人，效命疆場，思念家鄉，憂心如焚。想到往昔與妻子的誓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如今全部化成泡影，殘酷的現實無情地粉碎了他們美好的憧憬。他的心境是絕望悲涼的，感情是無限沉痛的，在“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詢兮，不我信兮”的悲嘆中，充滿了難以生還的憂傷。詩中凄苦哀怨的情調催人淚下。《王風·揚之水》描寫一個遠戍他鄉的士卒，思念親人，望眼欲穿，對無休止的戰爭極度怨恨：“揚之水，不流束薪”，“揚之水，不流束楚”，“揚之水，不流束蒲”，全詩用復沓的章法，回環往復的韻律構成了凄涼的情調，傳達了東周王朝衰敗的哀音，伴隨著這個凄涼的調子，詩人以抑制不住的憂愁怨憤之情唱著：“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強烈的盼歸之情，無盡的憂愁怨憤與隱約的絕望心緒，都從這哀怨的詩句中表現出來。戰爭是殘酷的，軍旅生活是艱辛的，在“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小雅·采薇》)的激戰環境中，戰士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小雅·何草不黃》)，不分晝夜，輾轉跋涉，過著非人的生活。“何草不黃，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小雅·何草不黃》)，詩行間充溢著詩人的血淚控訴。戰爭使無數將士葬身沙場，成了異鄉之鬼，那些從死亡中逃出來的幸存者又如何呢?《豳風·東山》中寫一個新婚不久被強征入伍的士卒，他經歷了九死一生的戰斗歲月終于踏上了歸途。然而僥幸生還不僅沒有使他快樂，反而更增添了幾分憂慮：“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主人公久役東山思歸心切，然而一旦踏上歸途卻又憂慮重重。他想象著現在家里可能已經殘破不堪了：“伊戚在室，蟏蛸在戶，町疃鹿場，熠耀宵行。”尤其當他想到新婚久別的妻子“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時內心更是憂心如焚。盼歸而又怕歸，想見親人而又怕見親人的矛盾心理煎熬著他，使他內心十分痛苦。詩人把這個士兵放在“零雨其蒙”的天氣環境中描寫，陰冷的氣氛烘托著他悲涼的心境，使詩中哀怨之情顯得更加濃郁深沉。

　　動亂之世，統治者的生活更加奢侈，對人民的剝削也更加殘酷。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把繁重的徭役強加在人民的頭上。《詩經》“行役詩”也反映了徭役帶給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唐風·鴇羽》寫一個自由民被迫服役，家園荒蕪了，父母無人奉養。他內心十分痛苦卻又哀哀無告，滿腔憂憤無從排遣，于是怨極而呼天：“悠悠蒼天，何其有所?”這慘怛的哀呼向無休止的徭役壓迫發出了憤怒的控訴，也喊出了被奴役的人民渴望安居樂業的心聲。戰亂不僅給勞動人民帶來災難，而且也把統治階級中一些下層分子卷入了不幸的深淵。《召南·小星》描寫一個身卑職小的下層官吏在王命的驅使下披星戴月地奔波。雖然他已經心力交瘁，但仍然不敢停息，他沒有勇氣同奴役他的統治者抗爭，只好自怨“寔命不猶”。用自我欺騙的方式去尋找心理上的平衡。《小雅·小明》中寫一個被貶謫的小官吏，他置身于荒遠之地，政務紛繁，雖然幾經寒暑，但仍不知歸期。他急切地盼望結束這痛苦生活，早日還鄉與思念的親友團聚。

　　外有役夫，則內多怨女。《詩經》中還有一些從思婦的角度表現行役者不幸遭遇的詩篇。《王風·君子于役》、《衛風·伯兮》、《召南·殷其雷》等就是這類作品。《君子于役》描寫一位農家婦女，在夕陽西下之際，目睹歸欄的牛羊，觸動了對行役丈夫的憂思：“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伯兮》寫一位武士的妻子在丈夫走后所產生的孤寂凄苦的心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迭進的章法，層層深入地寫來，把這個思婦深沉的憂思表現得淋漓盡致。《殷其雷》寫一個遠役者妻子對丈夫的思盼，詩中反復詠嘆：“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這些詩篇都以憂怨哀婉的情調唱著思婦們內心的痛苦，從女性情感這個側面，反映了行役者的不幸。

　　從以上評析的作品可知，《詩經》“行役詩”都是飽含著作者感情的抒情詩，這些作品在悲涼的氛圍中表達了人們哀傷怨憤的情懷。

　　二、沉重而強烈的悲劇性

　　是“行役詩”的審美價值

　　鳥倦歸巢，葉落歸根，思鄉，是人類最普通的情感之一。浪跡天涯的人們，即使走遍千山萬水，也總是忘不了家鄉的山水，故園的親人。就如同天邊漂泊的風箏，飛得再高再遠，也有一根長長的絲連著大地。綜觀世界文壇，似乎沒有任何語言的文學作品如漢語詩歌那樣將懷戀故土的情懷表現得那樣的深沉和執著。從“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懷念，到“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②的悲鳴;從“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③的感悟，到“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④的思戀;從“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⑤的歡歌，到“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⑥的憂戚，在表現游子“行役”的中國古典詩歌中，《詩經》“行役詩”，以其哀傷怨憤的悲劇性為主旋律，顯示出獨具個性的審美價值。

　　悲劇性不是作為戲劇種類之一的悲劇所獨有的，也是其他文藝形式可以具有的屬性。歷史上很多思想家、美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悲劇性進行了闡釋。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性的產生在于人們遭遇了不該遭遇的厄運，它的審美效果在于引起人們的憐憫與恐懼之情。⑦《詩經》行役詩正是這樣的具有悲劇性的作品。它們抒發了行役者被拋離正常生活軌道，遭受了正常人所不該遭受的厄運時的哀傷怨憤情緒，并以怨憤而強烈的歌呼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因而這些詩歌具有十分豐富的悲劇性的審美價值。

　　作為戲劇之一的悲劇重在表現現實生活中的悲劇性沖突，而《詩經》“行役詩”以抒發詩人內心的思想感情為其藝術目的，它并不直接表現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沖突。但是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并非憑空產生的，而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所以這些以抒發個人情感為主的詩歌仍然曲折地反映了當時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這種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是處在動亂渦流中的行役者，負役沉重，不堪其苦，另一方面是統治者窮兵黷武，驕奢淫逸;一方面是行役者迫切希望獲得夫妻團聚，安居樂業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殘酷的現實把他們進一步推向戰亂的深淵。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勞動群眾與貴族統治者的對立隱藏在詩歌所抒發的哀怨情感中。這就使這些詩歌的悲劇性以社會價值為核心而產生了極普遍的審美效應。誠然，這類詩作留給讀者的審美感受是沉重的，而且它的情感越真摯，讀者的這種感覺就越強烈。但它們并非使人沉溺于感傷的情緒中而頹廢不振，恰恰相反，這種痛苦感和沉重感，會使讀者獲得一種情感的宣泄，一種郁結于心頭情感能量的散發。使人們在詩歌渲染的悲劇氛圍中獲得一種審美愉悅，并進而激發他們的自省力和改造現實環境與實現自我價值的力量。(原作者：楊　簡)梁啟超說：“向來寫情感的，多半以含蓄蘊藉為原則，像那彈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欖的那點回甘味，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但是有一類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瀉無余的，我們可以給這類文學起一個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⑧過去論者認為《詩經》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具有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其實，從感情表達的角度說，《詩經》“行役詩”并非那么“溫柔”，而是如梁啟超所說的是那類“奔迸表情法”的。由于詩人的情感十分真摯強烈，因此詩中無論是寫景還是抒情都具有巨大的藝術感染力，給讀者以沉重的美感。諸如《衛風·有狐》寫思婦對遠役丈夫的體貼懷念;《小雅·蓼莪》寫行役者對父母的深切哀悼;《豳風·東山》寫歸途士兵悲涼迷惘的心境……這些情真意切的詩篇，不僅給讀者以親切的感受，引起讀者感情上的共鳴，而且還能喚起讀者更多想象與聯想，進一步用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豐富它，思考它無限深廣的藝術內涵。這種“奔迸的表情法”的“行役詩”極易以悲劇美震撼讀者的心靈，喚起悲憫與恐懼之情，并使這類情感得以凈化。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同情被奴役、被壓迫人民，憎惡邪惡勢力的正義感。《詩經》“行役詩”以哀怨為特質的悲劇美，使它歷時既久，傳誦不衰。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三、動亂時代與社會心態

　　是“行役詩”的生成“土壤”

　　《詩經》“行役詩”的時代是產生悲劇的時代。《詩經》中的作品基本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這段歷史時期的產物。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中，我國奴隸制社會經歷了盛極而衰的發展過程。西周建國后，經過成、康、昭、穆幾代的努力把我國奴隸制社會推上了發展的頂峰。到了夷王、厲王的時候各種矛盾空前激化了，西周王朝開始從頂峰上跌落下來。繼之的“宣王中興”，不過是西周滅亡前的回光返照。西周和春秋交替之際，社會更加黑暗，政局急劇動蕩，人民痛苦不堪。這個時代的顯著特點是戰爭十分頻繁。據史料記載，周宣王即位以后，為了緩和國內矛盾，接連對外用兵，宣王三年至五年，僅二三年間就先后討伐了西戎、獫狁、荊蠻、淮夷、徐夷等幾個少數民族。王權衰落以后，諸侯國之間的爭霸戰爭迭起，據《左傳》⑨記載：魯恒公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戰爭必然伴隨著繁重的勞役，各國統治者都役使大批民夫供他們驅使。又，魯莊公二十八年“冬，饑。筑郿”。“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廩。”“秋，有蜚，為災也。”“冬十二月，城諸及防。”魯國在連續兩年嚴重受災的情況下，仍然不顧農時，不恤民情，先后三次大規模地征調民夫修筑城防，其他國家役使人民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無論是兵役還是徭役都要由勞動人民來承擔。統治者為了確保對勞動人民的役使權制定了相應的法令制度，《周禮·地官》中規定：“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征比……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⑩在殘酷的政治壓迫下，兵役徭役使無數家庭妻離子散，使數以萬計的行役者在苦難中呻吟。當時的社會狀況正如《大雅·桑柔》中所描寫的，“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在觸目皆血淚、充耳惟哀音的社會環境中，人民從個人的不幸遭遇中深深感受到時代的黑暗，一種傷時憂亂的思緒沖擊著心扉。當他們從生活中選取題材，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用詩歌表現出來時，就給這些詩歌涂上了以哀怨情感為特征的鮮明的悲劇性色彩。

　　《詩經》時代，盡管中國已經進入了奴隸社會的中后期，但是原始社會的某些思想意識仍然根深蒂固地保留在人們頭腦中。當時人們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民族意識，更不可能形成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祖國”這一觀念。在一些集體事物中，經常發生作用的往往是原始社會所遺留下來的部族感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戰爭、徭役的感情判斷，只能以自身的得失或部族的利害為依據。西周末年以來所發生的頻繁的戰爭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使人民深感戰爭的殘酷。同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天下共主的大一統局面，又消融了部族利益，因而深受戰爭、徭役之害的人民普遍產生了厭惡戰爭的思想情緒。無論是周王朝抵御外族入侵的戰爭，還是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人民大都持否定態度(像《秦風·無衣》那樣表現英勇抗敵精神的詩歌是及其少見的)，當這些戰爭、徭役以超負荷的能量加在人民頭上時，便激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從西周末年到春秋中葉，人民反抗奴役的斗爭時有發生。《左傳》有多處這樣的記載：“魯閔公三年，鄭人惡高克。使率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遂滅之。”這些歷史事實充分說明，在當時厭惡戰爭，反抗奴役，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在這種社會心態的影響下，詩人傷時憫亂，滿腔哀傷怨憤。他們不能像太平詩人那樣在幽雅的書齋中淺斟低唱個人的淡淡哀愁，也不能像盛世詩人那樣形成“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11}的豪邁氣概。當他們把胸中的郁積化作詩歌的時候，他們的詩作必然形成了哀傷怨憤的情感特征。這就是《詩經》“行役詩”形成以哀怨為審美特質的又一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楊簡(1954- )，茂名學院文法學院中文系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

　　① 凡《詩經》之引文皆引自《詩集傳》，宋朱熹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后文不復標注。

　　② 屈原《哀郢》，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頁。

　　③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④ 杜甫：《月夜憶舍弟》，《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503頁。

　　⑤ 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

　　⑥ 王安石：《泊船瓜洲》，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

　　⑦ 見《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4599頁。

　　⑧ 梁啟超：《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轉引自周振甫《詩詞例話》，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頁。

　　⑨ 凡《左傳》之引文皆引自許嘉璐主編《文白對照十三經》之陳克炯注譯《春秋左傳》，廣東教育出版社等，1995年版后文不復標注。

　　⑩ 許嘉璐主編：《文白對照十三經》之許嘉璐著譯《周禮》，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 王昌齡：《從軍行·其四》，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