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職業教育全面高等化的異議論文

　　職教界一直致力于辦學層次的高等化，包括中職升專科、專科升本科。關于職業教育高等化的理由主要有技術進步說、國際慣例說和斷頭路說等三類，但這些觀點均不能說明職業教育應該全面高等化。職業教育是市場導向的類型教育，在現有高等教育分科細、職業化明顯的背景下，職業教育全面高等化會造成同質化、高等教育過剩的結果。在辦好現有各個層次職業教育的前提下，轉變觀念，職教層次有升有降，才能實現職教結構的優化。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探索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到2020年，接受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的學生達到一定規模。”這樣，高等職業本科可以進行探索了，那么職業碩士甚至博士似乎也成為職業教育的趨勢。L1)既有的職業教育機構都有著升級的愿望，“不想升本科的專科不是好專科”，專科學校很有升本甚至申辦碩士、博士點的沖動，職業教育整體升級之后，似乎既有的職業教育機構也就可以更上一層樓，至少可以提升地位。升級論的理由主要是三類：一是技術進步說，即技術進步推動職場需求，進而要求職教層次提升;二是國際慣例說，主要理由來自ISCED1997關于5A與5B的分類，即既然職業類教育的層次可以到5級，5級包含專、本、碩，那么職業教育自然不應止步于專科，職業碩士甚至職業博士都應加以考慮;三是斷頭路說，即現有的止步于專科的斷頭路職教體系讓學生覺得沒有盼頭，與普通高等教育比起來低人一等，以致缺乏好的生源，導致惡性循環。

　　職業教育與以前相比應該有所改進，有所進步，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我國現行高等教育分科很細、專業化甚至是職業化特征明顯的背景下，是不是就一定要高等化甚至是全面高等化，這卻讓人懷疑。

　　一、關于技術進步說

　　我國現在的主流職業教育止步于專科，但倡導職業教育應該升格的聲音卻不絕于耳，其理由也是從需求來講的：科技的進步導致職業崗位對技術需求的提升，職業教育升級是順應了歷史潮流。由于社會的進步，原來的勞動者要接受更多的教育才能勝任技術進步后的工作。最常被提到的一個例子就是關于汽車說明書的問題：原來的說明書只有幾頁，現在的說明書上百頁，因此，工人必須接受更多的教育，因此，職業教育必須升級。

　　技術變革或技術進步對勞動力技能需求的影響存在爭議，主要可分為三派觀點：正向說(Johnston和Packer)認為發達國家傳統低技術含量的職業正逐步被高技能的服務行業所取代;負向說(Braver.man和Zimbalist)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是雇主為降低勞動力成本和維持對勞動力的控制，會降低對技能的要求;雙向說(Spenner等)認為技術對工作技能和教育需求有較大影響，有的工作對技能要求提高，有的則相反。目前還沒有足夠數據來解決這種分歧。因此，主流研究連技術進步會提升對勞動力技能的要求這一命題都證明不了，更何談對高等職業教育需求的提升。

　　三種觀點所考察的地區、時段、行業不盡相同，由此得出有出入的結論也不足為奇。雖然存在分歧，但從邏輯上可以證明，從長期趨勢來看，多數工作對多數勞動力的技能需求不會是急劇上升的，即技能需求總量不會上升(技能需求總量：∑某崗位所要求技能的難度×崗位需求職位數)。否則，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總有一天，人類根本走不出學校，畢不了業。工作的復雜程度高，意味著對擔任此工作的員工的技能難度的要求高，學歷要求也高，當然也意味著較高的人力資源成本。從行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新興行業在一開始出現大量復雜程度高的工作，因此對高技能人力資源的大量暫時性需求是可能的，但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長期持續，因為一旦該產業或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期或成熟期，激烈的競爭會要求越來越嚴格的成本控制和質量控制。高技能人才意味著高薪酬，而要嚴格控制成本以應對競爭，就注定這些人只能成為關鍵的少數。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家銷售額達幾十億美元的公司，在遍布美國的40多家工廠中都分別設有一個總會計師，每位總會計師有3～6個監督人員向他匯報，并管理25～50個職員。這些總會計師的年薪僅為3萬美元，因為他們只受過高中教育，而且并非聰明過人，若要雇用取得過大學文憑、碩士文憑和注冊會計師證書的有經驗人員的話，支付的年薪需要6.5萬美元或更多。為什么能把高中生放在這么高級別的崗位上?因為公司已經把總會計師的全部決策幾乎都高度程序化了，公司制定了一份4000頁的會計手冊，并不斷進行更新，它能告訴每一位總會計師他所能遇到的絕大多數問題應該如何處理。這樣，總會計師要做的就是“照章辦事”。如果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程序在手冊里找不到，總會計師就會向總部請示，由總部指導他該怎么做，總部在收到有關問題的請示一個月后，會將會計手冊再次更新。在成本壓力下，選用低成本的低學歷員工是企業都會選擇的壓縮成本的有效路徑。另外，讓投人人員的技能達到高水平以達到保證產品質量的目的是不現實的，只能由裝備來替代人工，這是高水平、穩定的質量控制的必要條件。不把質量控制的希望寄托在員工的技能水平上是質量管理的通識。質量控制的驅動也會導致對員工(也包括高技能員工)的需求越來越少的趨勢。可見，技術進步是長期趨勢，但并不會導致技能需求總量的上升。能觀察到的現象是對關鍵的少數崗位的要求提高，對大多數崗位則降低了要求，甚至連崗位都取消了。因此，為關鍵的少數而升格是否必要?

　　即使是對于這些關鍵的少數，其教育與培訓也大可由普通高等教育來完成。普通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也是在職場中生存的，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成為中堅力量，或者說職場中的中堅力量多是普通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這足以說明即使是職業化特征十分明顯的需要高等教育學歷的崗位也不見得非要高等職業教育的畢業生。因此，對職場需要的高層次人才，既可以由普通高等教育培養，也可以由高等職業教育培養。因此，是由職業教育高等化還是由普通高等教育來滿足這一需求，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國處于產業升級階段，大量低端產業需要轉移，高端產業要興起，對勞動力的技能、學歷等要求一定會提高，這毋庸置疑。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低端產業轉移出去，高端產業建立起來，產業升級是需要過程的，特別是中國還有上億的農村勞動力要轉移進城，職業教育整體升級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完成了產業升級，那么初級職業教育與培訓是不需要的嗎?所以，職業教育的整體升級在目前是不需要的。另外，產業升級意味著職業教育與培訓內容的改變，培訓的絕對難度也許是增加的，但相對難度卻不見得增加，甚至是降低的。所謂相對難度是相對于當時當地人的認知能力而言的，古人也許窮其一生也理解不了地球是圓的，是自轉、公轉，這些知識對現在的孩子來說都沒什么難度，這說明絕對難度沒變，而相對難度則大大降低。因此，產業升級帶動職業教育與培訓升級的邏輯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技術進步說既不能說明技術進步會導致對勞動力需求技能的提升，也無法證明即使存在這種要求的提升會必然導致對所需教育培訓的高等化，因此，技術進步說對職教升級、高等化的論證不充分。

　　二、關于國際慣例說

　　國際教育標準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簡稱ISC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制定的，其初衷是國際社會用于教育統計的分類標準，源于1970年代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一份供各國和國際上收集、匯編和提出教育統計數字的文件”，經過多年使用，1997年11月，《1997年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以下簡稱《97分類法》)得以通過，這是一份在全世界范圍內廣泛磋商的成果，反映了當時教育中出現的新情況以及發展趨勢，該文件特別提到三種新情況之一，就是“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增加與發展”。《97分類法》包含兩組交叉分類的可變因素：教育等級和學科劃分，這也成為之后的2011版分類法的基本框架。2011年，經修訂的《國際教育分類標準》(ISCE，2011年)正式發布(以下簡稱《2011分類法》)，對《1997分類法》有多方面的調整，之后不斷修訂，于2013年又發布《教育培訓的學科2013版》(ISCED-F2013)。關于職業教育的重大修正存在于ISCED1997與ISCED2011之間。

　　《97分類法》的高等教育從5級開始，該級別“不直接獲得高級的研究資格”。5級很寬泛，相當于我國專科到碩士研究生的教育。按照課程的類型把課程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型的/為研究做準備的/可從事高技術要求的職業的課程，代碼表示為5A;另一類是實用的/技術的/適應具體職業的課程，代碼為5B。一般認為，5B就是我國的職業教育。但什么是職業教育，并沒有一個權威的或公認的定義，97術語中沒有對職業教育的定義，在《97分類法》2、3、4級的教育級別中都有“職業或技術教育”，被定義為“主要為引導學生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職業或行業或某類職業或行業中從業所需的實際技能、知識和認識而設計的教育。完成這類課程可獲得所在國主管當局(如教育部、雇主協會等)認可的在勞務市場上從業的資格”。此類課程又可分為以理論為主和以實踐為主兩類。97版的描述成為我國高職高專劃分的重要依據，也為高職本科預留了想象空間。

　　《2011分類法》的高等教育包括5、6、7、8級，分別標示為短線高等(類似于我國的專科)、學士或等同、碩士或等同和博士或等同。與《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低等級相比，高等教育課程的內容更加復雜和先進。在2011版中，2到5級的課程定向是區分開的，分為普通和職業教育，相當于我國的普通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5級以前)以及高職高專(5級)。但到6級、7級，《2011分類法》使用術語“學術”和“專業”分別替換“普通”和“職業”，但并未給出“學術”和“專業”的定義，只是把這種區分解釋為“為將來根據諸如教育的學科來區分學術和專業的定向提供了可能”。

　　這一變化說明幾個問題：其一，5級(專科)及其之前的級別課程定向可分為普通和職業，這在國際教育界有共識，《分類法》97版和2011版給出了基本相同的分類和定義;其二，在6級(本科)及以上級別，課程定向也是有區別的;《分類法》97版和2011版雖然在分級上有差別，但在高等教育中都對課程定向做出區分，97版分為5A和5B，2011版則是“學術”和“專業”，這說明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國際教育界依然認為高等教育需要進行課程定向的區分;其三，6級及以上的課程定向區別不同于5級(專科)及其以下的區別，但到底是什么還不清楚或沒有達成共識，所以，6級及以上的課程定向分類沒有沿用“普通”和“職業”，而是使用了未作定義的“學術”和“專業”來做區分;其四，職業教育(姑且先這么稱呼)從專科(5級)到本科(6級)存在質的差別，至少是目前國際上的教育分類現狀反映了這種質的差別。

　　以上分析可以說明，以ISCED作為升級、高等化的理由也缺乏說服力。

　　三、關于斷頭路說

　　求學無路導致不好招生是斷頭路說的重要理由。如果人為地阻斷學生的求學之路，這種做法沒有合理性葚至是合法性。但職業與普通兩種類型之間的差異天然地在求學之路上出現斷裂，注定只有極少數有毅力的學子才能通過。而且這條路也不是完全走不通，各地都有專升本的項目，只是客觀上只有少數人能走通罷了。至于因此而讓學生覺得沒有盼頭的推論只是一種個人判斷，上學要上到哪個層次更多的可能是個人價值判斷，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學生也不是人人都要讀到博士，即使到了博士是不是還要嘆息無路可走呢?如果確實因此就不好招生了，要判斷此事的對錯或好壞，那就要看職業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學生進入職業院校的目的是什么，兩者是否匹配。辦職業教育的目的實際上是明確的，就是為社會、為企業培養技能人才，而不是學士、碩士的預科。升學路徑暢通并不意味著職業院校因此就變成了升學通道而放棄立校之本，如果這樣的話，職業院校還有無存在必要?如果職教存在的意義就是為就業市場提供初步培訓的勞動力(或人才)，那么職業培養的畢業生就應該大量地流向就業市場而不是升學，而且每一層次的職業教育都是如此。也就是說，每一層次的職業教育從數量(流向)上看都是斷頭路!這才是正常的!

　　斷頭路說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職業培養的學生因為不能繼續深造，所以在社會上低人一等，因此，這也是學生不報職業學校的原因。”社會層次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財富、權力、聲望三個維度，職校的畢業生最容易在工資收入上找到差異，這也是讓他們覺得低人一等的根源。但“幾乎在所有國家，白領工人都會比藍領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職業教育正好是培養藍領工人的，恨屋及烏，培養低收入人群的職業教育也就低人一等了。可見“低人一等”的病根不是斷頭路或是職教應高等化，篩選理論、分割勞動力市場理論都可以對此做出解釋，而且“低人一等”只是個人感受，甚至根本就不是病，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秩序。如果一個院士和一個普通人在大家心目中是“相等的”，這才真正是病。“低人一等”也許是現實，但長幼尊卑就是一種數千年形成的而且是必須形成的社會秩序，分等級也好，分階層也好，社會總要分出個三六九等，而教育程度成為一個最為經濟的信號來完成分層功能，這是想否認也否認不掉的現實。關鍵是想要抹殺這種區別的企圖是危險的。社會各界以某種高尚的理由(如公平)抹殺等級差異，會有別的機構、組織以別的方式來分出階層，到時候付出的社會成本會更高。

　　從實證研究來看，學生不選擇職業院校的原因是復雜的，現有的專科(職業培養)與本科(普通培養)不存在類型差異，更多的只是層次的不同。一個壓縮的本科比不上正兒八經的本科也沒什么不好理解的。經過幾十年的教育實踐和教育改革，專、本之間還是不能形成本質差異，是不是能說明在現有體系下，本、專之間總體上不可能形成類型差異，或者說職業教育到專科已經足夠，甚至可以說，職業教育總體上不需要高等化。強行高等化就意味著同質化，意味著高等教育的過剩。

　　四、結論

　　其實，筆者反對的是職教全面高等化，并不反對有條件的學校探索更高級的職業教育。從宏觀上看，我國需要的是大量的非高等職業教育，辦好這一層次的職業教育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試想，是辦好現有的各層次職業教育，還是讓現有的這些學校升級而讓新學校來填補升級后的空缺，哪一條路徑更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更有利于教育事業的發展?時代的發展會促使職業教育有所改變，也會促進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分化和優化，但這種分化絕不意味著職業教育需要全面升級和全面高等化。這種結構優化應該有局部的升級、高等化，也應該有部分的“降級”，有升有降才是正常局面。

　　適合的才是最好的，而不是級別高的才是最好的。

　　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必須轉變觀念，特別是改變教育界的觀念。實際上，職業教育高等化的呼聲不絕于耳，不完全是這些說出來的觀點上的差異或教育理念有多大的不同。在現實中，職教升級對局中人在權力、財富(撥款)、聲望方面都會有極大提升，這是現實的、可立即兌現的，恐怕也是躲在各種冠冕堂皇升級理由背后的一個重要訴求。

　　只有真正讓所付出的勞動得到相應的回報，真正做到“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教育界才有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上，中職才有可能辦好中職，高專才有可能做精高專，職業教育才有可能充分回應社會需求。同時，青年學子往往懷有崇高理想，而常常會忽略無法在地上建立天國的事實，更容易站在理想與道德的云端進行指責與痛苦的選擇，這不僅是教育界的責任，也是整個社會不能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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