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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詩經》中的鄉土情韻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詩經》中的鄉土情韻，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關于《詩經》中的鄉土情韻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詩經》據音樂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雅”又有“正”的意思，有《大雅》、《小雅》之分。“頌”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于民間的歌謠。這些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民間樂歌，由官方搜集和整理，并對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制作樂歌。經過修改后，這些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一致。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詩經》易于記誦，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后二者取姓氏)。東漢以后，毛詩日漸興盛，并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一派的傳本。《詩經》是我國文學的光輝起點，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成就在中國文學、文化史上有著極高的地位。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從《詩經》的祭祖詩中，我們看到了殷周祖先創業建國的英雄業績;從農事詩中，看到了在農業生產中辛勤地勞作的農奴;從戰爭徭役詩中，看到了仆仆風塵的役夫征人;從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詩中，看到那些關心國家時政的優秀人物;從婚姻愛情詩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習俗;從其他詩篇中，我們也看到周代社會各種各樣的民俗風情，可以這樣說，《詩經》中的305篇作品，多層次的、多角度的交織成一幅立體的歷史畫卷。接下來主要談談詩經中的鄉土情韻。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據考古發掘，早在一萬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便已開始了農業種植活動。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種較發達的定居農耕文化遺存。從甲骨卜辭記載中可知，農業已經是商代社會的主要生產。從富饒的渭河流域發祥的周民族來看，周更是一個專事農業生產的歷史。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了中國人那種植根于農業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土情韻。
《詩經》是具有濃重的鄉土之情的藝術。且不說十五《國風》散發著濃郁的各地鄉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頌》的抒情詩中，也莫不體現著植根于農業文化的深深情韻。這不僅僅表現為周人對農事的關心，對農神的崇拜和農事詩的創作，而且表現為在《詩經》中大部分作品中所體現的對故土的眷戀。
《詩經》中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韻，首先在周族史詩和祭祀詩這種特別典雅莊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現。如《周頌·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谷，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杰。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除草又除雜樹，接著耕田松土。千雙農夫鋤草，走向低田小路。家主和他的長男，跟著許多子弟，個個都是好漢。送飯的說說笑笑，婦女人人美好。男子干勁旺盛，犁鍬鋒利有刃。開始耕種南畝，播下各種禾谷。種子生氣內蓄，苗兒連續出土。杰出的苗兒特美，一般的整整齊齊。薅草頻繁細密。收獲累累眾多，眾多糧食堆積，堆積千億萬億。用來釀造酒醴，奉祭先祖先妣，供應各種祭禮。祭筵酒氣芬芳，邦家光大盛昌。酒香伴著椒香，老人長壽安康。這景象超過希望，有今天何曾料想，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從開端到“綿綿”句都是寫農夫力田和禾谷成長的情形。他們津津樂道于農業的豐收，在宗教儀式上表演關于農業生產的舞蹈，從春天的墾荒一直寫到秋天的收獲。他們在祭壇上獻上最好的糧食貢品以娛樂祖先和神靈，乞求神靈明年帶給他們更好的收成;他們在故鄉的土地上編織著理想生活的花環，描繪著事業興旺發達的圖畫。 農業生產培養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文化品格，反過來，由于戰爭、徭役等造成的遠離故土家園的痛苦的事件，也成了詩人筆下豐富的題材。翻開《詩經》，我們感受最為深刻的內容之一，就是《國風》和《小雅》中那種濃濃的相思懷歸之情。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鄉之曲，如《擊鼓》、《式微》、《鴇羽》、《揚之水》、《匪風》、《東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車》;也有家鄉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墳》、《草蟲》等等。如此眾多的作品，盡管各有其獨特的藝術表達和情感抒發的不同情境，卻又共同指著眷戀故土家園的鄉思之情，這不能不說是農業文明所培養起來的特殊民族情感。又如《唐風·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膽小謹慎的鴇鳥，會集于那柞樹叢。王爺差事沒停息，使我不能種植糧，我的父母有何依仗?悠悠在上蒼天啊，何時才能有歸所。
膽小謹慎的鴇鳥，會集于那棘樹叢。王爺差事沒停息，使我不能種植糧，我父母有何食物?悠悠在上蒼天啊，何時才能有盡頭。
膽小謹慎的鴇鳥，會集于那桑樹叢。王爺差事沒有停息，使我不能種植糧，我父母有何可嘗?悠悠在上的蒼天啊，何時才能有正常。)
寫遠行在外的征人久役不歸，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園的荒蕪，然后想到父母無人奉養，并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蒼天，這不是農業民族所培養起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情感嗎?
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韻，并不僅僅表現為一種眷戀故土的思鄉之情，它更培養了周民族安分守己，不事擴張、不尚冒險的品格。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離鄉光景，似乎也難以讓他們忍受，“曰歸曰歸，歲亦莫止”。在周人看來，如果至歲暮還不見還家已經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詩人之怨，早已經充盈于字里行間，“我心悲傷，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們出征離家的那天，就已經帶著滿腹的哀怨與眷顧，“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回鄉時仍然有著不盡的憂愁，“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植根于農業文化的安土重遷的鄉土情韻，在這些詩句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類似的例子還有，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詩經》是植根于中國農業文明的藝術，農業社會塑造了中國人的農業文化心態。從一定意義上說，《詩經》就是我國一部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業文化精神的詩集。這不獨表現為在思想情感上有濃厚的鄉土情韻，還表現在創作態度、表現方式、寫作目的、審美觀念等各個方面。農業勞動對象在大自然中豐富活潑的生命形態刺激了“觸景生情，感物而動”的直覺感發式的創作沖動;農業生產對大自然的依賴關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態，并決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現方式;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生產目的影響了傳統詩歌、自適自足、重在表現自身價值的寫作目的;農業社會人們效法大自然的和諧的節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為美的審美觀念;農業的周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方式滋養了尚古意味和靜觀情趣。所有這些得到農業社會集體文化心理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創作與鑒賞的審美規范，并構成傳統詩歌農業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在《詩經》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正是這些，使《詩經》不但在作品題材內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為后世中國詩歌創作的楷模與典范。
《詩經》既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又是我國詩歌發展的源頭，它生成于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得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孔子對《詩經》有很高的評價。對于《詩經》的思想內容，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對于它的特點，則“溫柔敦厚，詩教也”(即以為詩經使人讀后有澄清心靈的功效，作為教化的工具實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說“不學詩，無以言”，他甚至認為，研究詩經可以培養聯想力，提高觀察力，學習諷刺方法，可以運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效果。以上內容，僅是從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韻對《詩經》中的文化精神做了些淺顯的分析。其實，詩經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遠不止這些。對其文化意蘊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有待學習與鑒賞。
拓展資料：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后來傳世的版本總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于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現今陜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于《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后。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系。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后，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斗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于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后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后，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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