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人的精神思想資源與詩歌的現實性論文
摘要：當代詩人的精神思想資源混亂駁雜，具有與現實混生、多元蕪雜、無內在連貫性等特點，幾乎總是凝固僵化或變動不居兩種態勢交替或綜合作用著，引領詩人被動機械地反映、即時性地追蹤穿梭于社會現實生活的遷變，使詩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日益減縮。而從詩歌的道義關懷和本體層面上來考察詩歌的“現實性”，發現它作為自外于人的客觀存在，在不等同于“現實功利性”的同時，是一個歷史的也是一個未來的概念，隱含了多種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向度。
關鍵詞：當代詩人精神思想資源詩歌的現實性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消費時代已經來臨，消費欲望和消費觀念已經成了我們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普泛心理和日常景觀。文學的邊緣化已成不爭的事實，尤以詩歌的邊緣化為甚。詩歌處境日益尷尬，在社會文化空間的位置日益減縮、下滑。一方面是詩歌讀者大量減少，詩歌越來越喪失其藝術感召力和對現實的滲透性、影響力；另一方面，詩人的自我身份定位、自我價值確認也日益曖昧不明。對此，一些詩人和評論家更多地把問題的癥結歸結為時代和讀者，而較少清理詩人混亂駁雜的精神思想資源，也較少對詩歌的“現實性”內涵進行檢視和省察。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是今天我們認識詩歌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
一、豐富又貧乏的精神思想資源
上世紀90年代至今的中國詩歌界，表面看來是詩歌創作與批評話語的空前繁榮與豐富，而內里則空洞、蒼白、貧乏，以至有人并非聳人聽聞地宣判“詩歌死了”。造成如此怪異而荒誕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但詩人的精神思想資源的貧乏、詩歌創造力的衰弱與詩歌對現實語境的包容力日益減縮等因素卻也不容忽略。
有論者曾經通過對中外文學的一番考察，發現僅僅依靠個人的天才和意志而能成為文學巨人的尚無一例，據此認為正是一個民族的偉大的精神思想資源，才造就了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文學。①誠然，任何寫作都離不開現實生活的土壤，更離不開寫作者的主體精神的創造與滲透，寫作者擁有什么樣的精神思想資源，其精神思想資源的深度與廣度，是可以用來作為考量作品成功與否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先決條件的。那么，當代詩人擁有什么樣的精神思想資源呢？
啟蒙主義/人道主義話語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革命話語。這是自“五四”時期起至20世紀80年代初占據中國文壇的主流話語。它應和著近代以降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實國情和革命者渴望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強烈沖動。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獨霸一方的革命話語在對文學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同時，也將自身的能量消耗殆盡，倚靠社會的“現代化”而與之前文學形成斷裂的文學“新時期”的到來，則復興了啟蒙主義/人道主義話語的強勢地位。直到今天，盡管啟蒙主義/人道主義話語對社會歷史進程和公眾的精神生活不再具有深刻的滲透性和影響力，但至少在一部分知識分子那里，“啟蒙主義/人道主義話語”作為主動選擇的投影和影響（滲透）之后長期的心理反射，作為一種批判社會、直面人生的情感（倫理）向度而不是現實武器，仍然具有某種引而不發的強旺的生命力。
西方現代主義話語。它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而引入、滲透到文學界，至今仍是一部分在困境中孤獨守望詩歌先鋒品格的詩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資源和價值立場。
虛無主義/犬儒主義話語。它實際上已是當今最具影響力和最強大滲透性的精神思想資源。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國社會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經濟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期待已久的文化的“現代化”卻以“新時期”想象之初所始料不及的方式到來了。意識形態解體、神圣話語崩潰，物欲橫流，拜金主義思想盛行。精神性的維度和追求遭到嘲笑與放逐，思想自由生長的空間、詩人的創造力與想象力縮減到幾乎沒有存身之所。人們既難以把握觸手可及的現在，對創造一個未來也失去了信念。高居一切之上的是“欲望”及身體的存在，而離開了精神的維度和思想的支撐，個體感性的欲望及身體只能被瞬間的激情所消磨和耗損，本身并不具備超越現實、想象未來的能力。因此，虛無主義/犬儒主義話語的長期盤踞會抽空人們的精神意志，使得生命的恒久激情與活力癱瘓，也使得“現實”更加不可辨認，“未來”更加虛無縹緲。它或許可以暫時緩解“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價值齟齬，幫助人們克服（或曰回避）在現實中的茫然感、孤獨感和生存的危機感，卻在更久遠的社會歷史演進中加深了人們的異化。
考察當今詩人所主要秉持的精神思想資源，我們不難發現其具有與現實混生、多元蕪雜、無內在連貫性等特點。這些精神思想資源的獲得，主要對應于社會現實生活的遷變，而難有歷史自身生長演變的內在邏輯。它主要是作為單向度的方法論武器而不是洞穿現實、搭建歷史想象力的價值依據。以中國傳統文化資源而言，在我們這個最具歷史感的國家，每當民族遭受外來的壓力和威脅而產生危機感時，許多知識分子對傳統的親切就會滋生。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羅茲·墨菲所說：“從過去而不是從現在尋求指導。通過回憶古代輝煌以使自己感覺良好，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方式。”②當然，傳統文化的某些精神思想可以有機地嵌入當下的歷史生存，但對傳統的盲目迷信和普遍呼喚則意味著對它的理想化想象以及由此而喚起的良好感覺和親切記憶。這實質上對嚴酷的現實生存構成了遮蔽，它在試圖厘清現實的同時更深地被現實所牽制。誠如詩評家陳超所言：“在有效的詩歌寫作中，不存在一個能夠為人們普遍‘立法’的精神總背景，詩人天然地反對任何整體話語來干擾與阻撓個人精神和言說的自由。”③但是，長久地被各種駁雜的精神思想資源所壅塞與擠壓，我們卻也難免會患上一種急于表達（或自動表達）的強迫癥。因此，盡管在表面看來，中國詩人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所能擁有的精神思想資源空前的豐富，但同時也空前的貧乏。相對恒定與穩固的.精神思想資源的趨于凝固僵化或似乎永遠變動不居兩種態勢，都會在引領我們被動機械地反映、即時性地追蹤穿梭于社會現實生活遷變的同時，堆積起一層又一層的時代碎片和假象，從而使真正的“噬心”主題（陳超語）無從找尋，使詩人對現實的超越和對歷史的想象積重難返。
二、詩歌的現實性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中國社會轉型已趨向立體和深層，社會的急劇分化和漸趨定型帶來了新的民生問題，促使人們普遍加強了對詩歌道義力量的呼喚。作為一種集約化拜金時代的應力反映，人們普遍對詩歌曾經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重大影響的歷史場景記憶猶新，對詩歌理應擔負起的精神引領作用仍有期許，對“詩人是一個種族的觸角”仍然懷有不容辨析的認同（只不過是以一種逆向運動的態勢和反諷的態度進行著）。這就使得有關詩歌“現實性”的思考不僅在詩歌的道義關懷而且在詩歌藝術的本體論層面上被推到了前臺。
筆者認為，“現實”作為自外于人的客觀存在，天然地具有某種已完成性和合理性，它在被使用和意指時就已經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詩人的任務（或曰語言的任務）就是對這個歷史的概念進行闡釋和命名以使它成型并顯現，它隱含了某種有限的被動的向度。但另一方面，“現實”既然需要被語言闡釋和命名才能成型并顯現，它同時也是一個未來的概念，為詩人的發現和創造預留了空間，詩人也被應允了某種無限創造的權力。“現實”固然可能改變詩人的內心圖景，但“現實”也更可能在精神和象征的意義上被詩人的個人化創造所改變。“現實”與詩人之間的關系不是“靜觀”式的相互打量而是一種雙向交流的對話與相互建設的關系。因此，所謂詩歌的“現實性”，在我們的詩歌創作和閱讀活動中至少可以容留兩種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向度：朝向歷史的和朝向未來的；趨于凝滯的和趨于流動的；閉鎖的和敞開的；有限度的和無限的。這意味著詩人要堅持基本的道義關懷，有力地介入并揭示現實生存的駁雜、含混、尷尬、荒誕和復雜喜劇性；意味著詩人仍得在一個綜合復雜的精神思想資源的勉力支撐下，在過早地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的中國式后現代語境中，高揚歷史性和個體性相結合的主體性精神，用強大的語境包容力完成對現實和當代人駁雜豐富的此在生存經驗的剝離、命名、審視與拆解，生成并豐富現代人的精神世界。
就讀者而言，詩歌的“現實性”意味著詩歌對讀者的勤勉和創造力、想象力發出了有難度亦有誘惑力的強烈吁請。正如畢加索的繪畫改變了人眼對畫作固定方向的“凝視”習慣一樣，詩人的創造必然改變既往的詩歌圖景和言說方式。對讀者而言意味著建立一種全新的閱讀方式和閱讀視野的必要和緊迫。它將是全景式的面向全部的人類歷史和未來，而不是隨一己之癖好對這歷史和未來作任意圈定、分割和淺表化想象；它將在欣喜地發現“熟悉”感受“現在”的同時，也不斷經受“陌生”的驚嚇和來自“未來”的檢驗。它的創造權力和快感幾乎和詩人所擁有的一樣大，當然，它的難度和所需付出的辛勞也與此相當。
其次，詩歌的現實性不等同于現實功利性。誠然，文學的任何種類包括詩歌都應該關注現實，追求自身的現實意義。但如把現實意義的實現作為詩歌最高的衡量標準和終極目標，則會導致詩歌的急功近利，會削弱、淡化甚至喪失其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超功利的藝術價值，使得詩歌等同于翻云覆雨的政治宣傳與“日日新”的媒體報道，難免受到意識形態的某種蠱惑并有再次淪為工具和武器的危險。許多詩人也許正是基于對此種歷史“痼疾”的警惕和反動，近年來大量的詩歌出現了一種輕逸、唯美的文體和語式。他們或借他民族之酒杯澆本民族胸中之塊壘，想象著“生活在別處”以否定當下的生活；或把理想的生活圈定在古代，拒不接納現代社會的喧嘩與騷動；或在一個終極關懷先天缺失的古老國度，呼喚“神性”的降臨以拒斥世俗化對人的完整性的侵害；或借對古典詩歌“詩意”的褊狹圈定和分割，為詩歌營建一種出入自由相對穩定的“類士大夫”抒情品格，使得詩歌成為文人遣興和保持道德自戀精神優越的單薄容器。于是，火焰、麥子、玫瑰、糧食、村莊、磨房、炊煙、農具等成為這類詩歌的核心意象……以上種種，都與詩歌的“現實性”相背離，與當代人駁雜豐富的此在生存經驗無涉，其虛弱的語境包容力既無法真正綜合時代的核心命題，將之命名、揭示、審視、拆解，也無法生成并豐富充實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更無法為人所棲居的現世界提示一個具有“歷史想象力”（陳超語）的另一世界，這正是使得詩歌邊緣化處境日益加劇、詩人創造力日益萎縮衰減的本體性根源。面對此種頹勢和危機，一些詩人對此已有足夠的警惕和自省，如西川就曾這樣深刻反省和自覺審視：“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以及我個人生活的變故，才使我意識到我從前的寫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當歷史強行進入我的視野，我不得不就近觀看，我的象征主義的、古典主義的文化立場面臨著修正。”④這就如同陳超所贊許的那樣，“是一種吁求歷史性與個人性，寫作的先鋒品質與對生存現實的介入同時到場的”⑤個體詩學立場，它對于當下詩歌寫作的意義在于：一些詩人至少從意識層面上對“現實”進行了重新體認和發現，也就使得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真正實現了“現實性”的大量優秀詩作的誕生。
對歷史稍具常識的人很難不認同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說過的另一句話：“過去的種子當然會存在于現在和未來，但它們很難起支配作用。每個時代有它對未來的期望，但它不應該把自己視為未來的序幕。”⑥是的，過去和現在并非決然斷裂，未來也并不始于現在。也許，對于中國當代詩歌來說，迄今為止人們發現的問題和找到的答案尚遠不足以涵蓋它所遭遇到的尷尬處境和深刻危機，但只要人類還需要詩歌，人類晦暗的生存還需要被一顆詩心所燭照，人類仍未放棄辛勤勞動，人類就仍有希望被詩神所引領并看到它以種種新異的面目一次次重返人間。
①摩羅。論當代中國作家的精神資源。文藝爭鳴，1996：（5）。
②⑥[美]。羅茲·墨菲。亞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480。210。
③⑤陳超。中國先鋒詩歌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43。224。
④西川。大意如此。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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