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資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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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簡介：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詩人，祖籍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出生于鄭州滎陽。他擅長詩歌寫作，駢文文學價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詩人之一，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秾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和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優美動人，廣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于隱晦迷離，難于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鄉沁陽（今河南焦作市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作品收錄為《李義山詩集》。

　　人品辯誣：

　　李商隱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會的動蕩不安，政治腐敗的晚唐前期。社會病態紛呈，矛盾重重。李商隱出生于一個小官宦之家。少年喪父，他協助母親千里迢迢帶著父親的靈柩歸里。弱小孤男，撐持門面，傭書販舂，備嘗艱辛。家境困厄，不費學業，16歲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間，先得白居易賞識，再得令狐楚知遇，對其培植獎掖。然科場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場污濁，十年不離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愛情篤，卻給仕途帶來厄運，致使終生處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說不清，道不明，受盡夾板氣。雖苦苦掙扎，也無法擺脫人際關系這張無形的羅網，致使他“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李商隱就生活在這樣動蕩不安的社會大環境中，本人又遭逢種種不幸。但他從未向命運低頭，一直在拼命抗爭。他的精美絕倫的詩文便是抗爭與控訴的記錄。他是一個至情至性，重情重義，很有骨氣的正人君子，絕非是勢利輕浮不講信義的輕薄小人。只要認真考察幾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隱的政治品質和生活品質，而正是這兩個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說政治品質。此方面之關節點則在于所謂的“去牛就李”的問題。李商隱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對李商隱有恩，這是毫無疑問的。令狐楚終生都非常器重愛護這個才華橫溢的青年，臨死時還將寫《遺表》的任務交給他，可謂知遇至深。然終商隱之世，觀其所有詩文，對令狐楚始終充滿著感激之情，絕無半字微詞。無論是從史傳所載還是從商隱詩文內證來看，商隱平生未作一件有負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純屬個人婚姻選擇問題，王茂元當時亦非朝廷要員，其實也沒有明顯的黨派傾向，又何能談得上“去牛就李”？

　　當兩黨激烈斗爭之時，每當發生大的人事關系變動，李商隱沒有一次趨炎附勢去攀附得勢者。相反，他總是同情那些失勢被整之人。牛黨中的蕭浣，楊嗣復被貶時，他曾前往貶所探望。會昌年間令狐綯失勢時，李商隱與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貶之時，李商隱毫無顧忌地為其《會昌一品集》作序，對其政績人品給予崇高的評價，為一個被當政者嚴密監視下的下臺宰相大唱贊歌，這需要不凡的膽識和氣魄。僅此一點，便可看出商隱具有堅持正義，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權貴的寶貴品格。晚唐社會，官宦竊柄，擾亂朝綱，牛李黨爭。勾心斗角，人事紛紜，互相傾軋。李商隱終生關心民生疾苦，在弘農縣尉任上，為活獄而不怕得罪上司孫簡，不怕丟官，足以顯示出他的熱血心腸和骨鯁氣節，此亦是政治品質之大節。

　　再說生活品質。李商隱在就婚王氏之前確實有過戀愛經歷。他與柳枝、宋華陽都相戀過，而且戀得非常癡情。但當他與王氏結婚之后，對愛情卻頗為專一執著，未有竊玉偷香之事。他與妻子的感情很深篤。王氏死后，商隱在梓州幕府時，府主同情他鰥居清苦，要把才貌雙佳的年輕樂伎張懿仙賜配給他。當時商隱正值中年，喪妻逾歲，續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隱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謝絕，獨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鐘情自守，妻在之時更無可能輕佻放浪。商隱非輕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動讀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熱愛生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創作出反映社會主流與本質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無論如何也寫不出格調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詩歌成就：

　　李商隱通常被視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詩人，其詩風受李賀影響頗深，在句法、章法和結構方面則受到杜甫和韓愈的影響。許多評論家認為，在唐朝的優秀詩人中，他的重要性僅次于杜甫、李白、王維等人。就詩歌風格的獨特性而言，他與其他任何詩人相比都不遜色。但用典相對較多，有晦澀之嫌。贊賞李商隱詩歌和批評他的人，所針對的都是他鮮明的個人風格。后世許多詩人模仿李商隱的風格，但沒有一位被認可。根據劉學鍇、余恕誠的整理研究，李商隱流傳下來的詩歌共594首，又《集》外詩16首，陳尚君《全唐詩補編》錄入4首，共存詩614首，但是有的詩顯然為誤入。其中381首已經基本確定了寫作的時間，213首無法歸入具體的年份。此外，還有十來首懷疑是李商隱的詩作，不過證據欠充分。

　　從吟詠的題材來看，李商隱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幾類：政治和詠史。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李商隱寫了大量這方面的詩歌，留存下來的約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韓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隨師東》、《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作品。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己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懷和詠物。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樂游原》、《杜工部蜀中離席》是流傳得較廣的幾首。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內容的作品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

　　感情詩。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

　　應酬和交際。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李詩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學李賀詩的鬼異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纏綿、綺麗、精巧的風格。李詩還善于用典，借助恰當的歷史類比，使隱秘難言的意思得以表達。李商隱《東還》詩膾灸人口，賞讀該詩，可看出李商隱所表露歸去尋師學仙只是一句托辭，所謂學道不過借此疏解自己內心不平與感嘆自己命運的不幸，更有面對朝政種種荒淫無道的憤慨以及對正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唐皇朝的哀嘆。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十年長夢采華芝。

　　秋風動地黃云暮，歸云嵩陽尋舊師。

　　注：鄭板橋十分喜歡這首唐李商隱《東還》詩，常用其獨特的“板橋體”題寫贈送親友，故后來誤把這首李商隱《東還》詩認為是鄭板橋寫的，在“鄭板橋集-詩詞”、《書七絕十五首長卷》等書箱中都被收錄。《東還》詩作者是李商隱！

　　詩歌風格：

　　李商隱的詩歌體現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屬于儒家，但看中實用，對儒學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認為不必規規然以孔子為師，不必以“能讓”為賢等。他還有佛道思想，主張以“自然”為祖。

　　李商隱的詩具有鮮明而獨特的藝術風格，文辭清麗、意韻深微，有些詩可作多種解釋，好用典，有些詩較晦澀。現存約600首，特別是其中的無題詩堪稱一絕，而最為突出的便是他的愛情詩。李商隱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絕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詩人葉燮在《原詩》中評李商隱的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他的格律詩繼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傳統，也有部分作品風格與杜甫相似。與杜甫相似，李商隱的詩經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難懂，而且常常每句讀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獨創，喜用各種象征、比興手法，有時讀了整首詩也不清楚目的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義，常常不是李商隱在詩中所要表達的意義。例如《常娥》，有人直觀認為是詠嫦娥之作，紀昀認為是悼亡之作，有人認為是描寫女道士，甚至認為是詩人自述，眾說紛紜。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風格，形成了他作詩的獨特風格。據宋代黃鑒的筆記《楊文公談苑》記載，李商隱每作詩，一定要查閱很多書籍，屋子里到處亂攤，被人比作“獺祭魚”。明王士楨也以玩笑的口吻說：“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批評意見認為他有時用典太過，犯了晦澀的毛病，使人無法了解他的詩意。魯迅曾說：“玉溪生清詞麗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則為我所不滿。”

　　此外，李商隱的詩辭藻華麗，并且善于描寫和表現細微的感情。

　　詩歌影響：

　　施蟄存認為，李商隱的詩的社會意義雖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隱是對后世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因為愛好李商隱詩的人比愛好李、杜、白詩的人更多。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3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居第二位，而王維入選29首、李白入選27首。這個唐詩選本在中國家喻戶曉，由此也可以看出李商隱在普通民眾中的巨大影響。

　　晚唐時期，韓偓、吳融和唐彥謙已經開始自覺學習李商隱的詩歌風格。到了宋代，學習李商隱的詩人就更多了。據葉燮說：“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原詩》）北宋初期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宗法李商隱，經常互相唱和，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并刊行了一部《西昆酬唱集》，被稱為西昆體。在當時頗有影響，但是未學到李商隱詩歌精髓，成就非常有限，影響力也隨著歐陽修等人走上文壇而消失。此外，王安石對李商隱也評價很高，認為他的一些詩作“雖老杜無以過也”（《蔡寬夫詩話》）。王安石本人的詩歌風格也明顯受到李商隱的影響。

　　明朝的詩人從前、后七子到陳子龍、錢謙益、吳偉業，都受到李商隱的影響。明清二朝喜歡寫艷情詩的人更是專學李商隱的無題詩，例如明末詩人王彥泓的《疑云集》和《疑雨集》》（注：《疑云集》是否為王彥泓作品集，學術界存在較大爭議）。民國時期鴛鴦蝴蝶派小說中的香艷詩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隱三歲左右，隨李嗣赴浙。不到十歲，李嗣去世。李商隱只得隨母還鄉，過著艱苦清貧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背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李商隱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舂”，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李商隱“五歲誦經書，七歲弄筆硯”，回鄉后曾從一位精通五經和小學的堂叔受經習文，至十六歲，便因擅長古文而得名。此外，寫得一手秀麗的工楷與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陽，結識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輩。令狐楚欣賞李商隱的文才，對其十分器重，讓李商隱與其子令狐绹等交游，親自授以今體（駢儷）章奏之學，并“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后又聘其入幕為巡官，曾先后隨往鄆州、太原等地。在這幾年中，李商隱一面積極應試，一面努力學文，在科舉上雖一再失敗，但在寫作上則完成了由散向駢的轉變，此后他很少再寫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調任京職，李商隱離太原返鄉，此后，李商隱曾在王屋山學道二、三年，這對其思想與創作產生一定影響。

　　開成二年（837年），經過長期刻苦學習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譽，李商隱得中進士。

　　應舉之路：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并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于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游學的令狐绹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绹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于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高官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系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系，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上流人員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绹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仆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躁了。而他于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

　　仕宦生涯：

　　開成三年（838年）春，應博學宏辭試不取，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后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并將女兒嫁給了他。從李商隱后來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樁婚姻將其拖入了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中。李商隱的尷尬處境在于：王茂元與李德裕交好，被視為“李黨”的成員；而令狐楚父子屬于“牛黨”。因此，李商隱的行為就被很輕易地被解讀為對剛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為此付出了代價。在唐代，取得進士資格一般并不會立即授予官職，還需要再通過由吏部舉辦的考試。

　　開成三年（838年）春，李商隱參加授官考試，結果在復審中被除名。這件事對李商隱最直接的影響是使得他獲得朝廷正式官職的時間推遲了一年。

　　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再次參加授官考試，順利通過，得到了秘書省校書郎的職位，不久，被調任弘農（今河南靈寶）縣尉。雖然縣尉與校書郎的品級差不多，但遠離勢力的中心，顯然會使以后發展受到影響。李商隱在弘農任職期間很不順利，因為替死囚減刑（“活獄”）而受到上司陜虢觀察使孫簡的責難，因而李商隱感到非常屈辱，難以忍受，最終以請長假的方式辭職（《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湊巧的是，在此前后孫簡正好被調走，接任的姚合設法緩和了緊張的局面，在他的勸慰下，李商隱勉強留了下來。但他現在顯然已經沒有心情繼續工作，不久（開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辭職并得到獲準。

　　閑居時期：

　　辭去了弘農縣尉，武宗會昌二年(842年)，李商隱以書判拔萃復入秘書省為正字，旋丁母憂居家。李商隱必須離職回家守孝三年。這意味著年屆而立的李商隱不得不放棄躋身勢力階層的最好的機會。這次變故對李商隱政治生涯的打擊是致命的。李商隱閑居在家的三年（會昌二年末至會昌四年末），是李德裕執政最輝煌的時期。錯過了這個時期，隨著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團驟然失勢，李商隱已經難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會昌三年（843年），李商隱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討伐劉稹叛亂時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沒有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李商隱的升遷，但他的去世無疑使李商隱的處境更加困難。

　　會昌四年（844年）暮春，自關中移家永樂。五年冬(845年)，服闋入京，仍為秘省正字。這一次，他的職位（“正字”）品階比之前的還低。即便如此，李商隱畢竟又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起點。在唐代，大家普遍認為在京城里的任職會比外派的官員有更多的機會升遷，而李商隱所在的秘書省，又比較容易受到高層的關注。對李商隱而言，另一個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獲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這位精干的政治家幾乎被授予全權處理朝政。李商隱積極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張，他躊躇滿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機會。

　　李商隱在閑居的幾年里處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務，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將一些親屬的墓葬遷回了家鄉的家族墓園。這種維護家族榮譽的努力多少使他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從現存的部分詩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隱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淡化對政治生涯的興趣和期待。他有時從事農耕，聲稱自己“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模仿陶淵明的風格寫作田園詩歌。不過，紛亂的時局始終吸引著李商隱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鮮明的政治傾向，幾乎無法隱藏。

　　幕府游歷：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結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書省。此時，武宗與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關系已經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傳言他是由于長期服用道士進獻的長生藥而中毒身亡。經過一系列的宮廷斗爭，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對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厭惡李德裕。因此，幾乎整個會昌六年（846年），都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曾經權傾一時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擠出勢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新勢力逐漸占據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會昌六年（846年），李商隱在秘書省任正字。三十五歲的李商隱終于有了兒子（李袞師），他的弟弟李羲叟也在這一年中了進士，這兩個好消息大概只能讓他興奮一時。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綱領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視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黨的勝利。此時李商隱的職位幾乎低得不值得在勢力斗爭中被排擠，但仍然李商隱仍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歡。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觀察使鄭亞邀請李商隱往赴桂林任職時，五月，李商隱同鄭亞來到距京城大約5000里以外的南方。鄭亞的這次南遷，是牛黨清洗計劃的一部分。李商隱愿意主動跟從一位被貶斥的官員，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黨。另一方面，也顯示對自己的升遷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鄭亞就再次被貶官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隱回到長安。據說，他在潦倒之際，寫信給故友令狐绹（他已經進入勢力的核心）請求幫助，但遭到拒絕，結果只能通過自己考試得到一個盩厔縣尉的小職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個相當的職位（弘農縣尉）。李商隱擔任盩厔尉時間不長，又被調回京城。此時，與大中元年他在秘書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職，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著出現變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隱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前往徐州任職。盧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員，對李商隱也非常欣賞。如果他的仕途順利，李商隱可能還有最后一次機會。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隱追隨盧弘正僅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這樣，李商隱不得不再一次另謀生路。

　　夕陽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隱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間病逝。從李商隱的詩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這位出身于富貴家庭的女性，多年來一直盡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隱多年在外游歷，夫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聚少離多，李商隱對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隱仕途上的坎坷，無疑增強了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為西川節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隱發出了邀請，希望他能隨自己去西南邊境的四川任職。李商隱接受了參軍的職位，在簡單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隱于十一月入川赴職。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間，大部分時間李商隱都郁郁寡歡。他曾一度對佛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與當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錢刊印佛經，甚至想過出家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隱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穩定的時期，李商隱已經再也無心無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調回京城任職。出于照顧，他給李商隱安排了一個鹽鐵推官的職位，雖然品階低，待遇卻比較豐厚。李商隱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兩到三年，罷職后回到家鄉閑居。

　　李商隱因處于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歡，唐宣宗大中末年（約858年），李商隱在鄭州病故。

　　文學成就：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一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于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一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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