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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詩的舟船意象
無論在學習、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對那些朗朗上口的古詩很是熟悉吧，古詩可分為古體詩和近體詩兩類。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是好的古詩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白居易詩的舟船意象，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白居易詩的舟船意象
白居易詩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生活內容上以行旅和娛樂為主要特色是，水行當中，詩人對舟船上的生活做了更實際、細致的展示。
白居易是中唐士人的典型代表之一，亦是成就中唐詩歌的著名詩人之一。白居易的詩歌中有不少都寫到了舟船，僅詩題當中，就有《小舫》、《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舟中夜坐》、《感蘇州舊舫》等。舟船意象是較為常見又重要的一種詩歌意象，相比之前或同時代的詩人，白居易詩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生活內容上，以行旅和娛樂為主要特色;在透顯的精神內涵上，則以對虛舟的書寫更見作者的思想特質。
一、水上行旅：舟船江行的真切體驗
水路交通是唐代溝通南北運輸的重要方式。白居易早年曾居南方，入仕后曾貶江州、任忠州，之后在長安、杭州、蘇州、洛陽等地輾轉，以上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的一生都和舟船打交道，其不少詩篇恰恰寫到了大量有關水上行旅的內容。
白居易自江州調任忠州，水路經由三峽，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上有萬仞山，下有千丈水。蒼蒼兩崖間，闊狹容一葦。瞿唐呀直瀉，滟屹中峙。未夜黑巖昏，無風白浪起。大石如刀劍，小石如牙齒。一步不可行，況千三百里……一跌無完舟，吾生系于此。”(《初入峽有感》)水行之險，白居易從山高水深、峽窄速行、礁石遍布、路途長遠等方面做了形象描繪。“常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的白居易，正是在“吾生系于此”的情境下，寄希望于“楫師”、“完舟”，從而凸顯了水上行旅中舟船的重要性。與多數被貶官員一樣，白居易在赴江州貶所的途中難免出現一些低沉情緒：“江云暗悠悠，江風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頭。船中有病客，左降向江州。”(《舟中雨夜》)白居易集子當中有不少詩題都有“舟中”的字樣，這些“舟中”，除了表現舟船娛樂外，多是白居易記錄有關水上行旅的內容。詩歌中寫到拖家帶口乘舟船水上行旅的，據所見范圍，杜甫是第一人，但杜甫的這種情形在詩中表現得并不算直接、突出;相比而言，白居易在其詩中就顯得更顯豁：“帆影日漸高，閑眠猶未起。起問鼓人，已行三十里。船頭有行灶，炊稻烹紅鯉。飽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平生滄浪意，一旦來游此。何況不失家，舟中載妻子。”(《舟行》)相比杜甫全家漂泊的衣食無著，白居易在船上睡足、吃好，算是很舒適愜意。
總的來說，詩歌中涉及舟船意象的篇目，在表現水上行旅時，常常突出其中的旅途奔波、辛勞及水上的凄清、個人的思鄉懷人等。這方面內容在白居易不少詩中有所體現。需要說明的是，白詩中還有一定數量的篇目展示了水上行旅途中詩人在舟船上更細致的、較為生活化的場景，諸如食宿等，并透露出滿足、舒坦的意思。同杜甫一樣，白居易的一些水上行旅詩特別強調“舟中”，僅出現在詩題上的就有《初下漢江舟中作寄兩省給舍》、《舟中李山人訪宿》、《舟中雨夜》、《舟中讀元九詩》、《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舟船在水上行旅中的位置并透露出了舟船在詩人心中的分量。他對舟船的這種“眷顧”，是其舟船娛樂活動的重要基礎。
二、舟船娛樂：適心悅情的重要方面
水域是區別于陸地的又一處廣闊的生存空間，而舟船則是這一生存空間中人類意志的主要實現載體。在水中船上，人們可以進行打魚、客貨運輸、水戰、娛樂等活動，舟船娛樂即是白居易詩歌中舟船意象在表現內容上的一大特色。
無需否認，推崇杜甫的白居易像杜詩那樣在《大水》、《海漫漫》、《鹽商婦》、《隋提柳》等詩篇中涉及舟船的地方反映了底層民生、君國興亡，但這些詩歌的數量并不多，不是白詩舟船意象的主要部分。以《琵琶引》為契機帶來的重大轉向，更值得注意。《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當時白居易正貶居江州。從該詩中我們可以察覺到，此詩和序文中舟船類詞語出現了多達7次：“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主人下馬客在船……移船相近邀相見……東舟西舫悄無言……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一般認為，本詩重在寫出琵琶女的不幸及詩人自身遭貶后的郁悒。但不可忽視的是，詩人相遇琵琶女的機緣，卻是送別宴飲時欲邀來彈奏琵琶佐飲娛樂，且絲竹宴飲這種娛樂的場所恰在水上舟中。
如果說白居易這次舟船娛樂的動機與效果出現了背反或者不統一的話，那么經過江州時期的調整，他對政治擔當尤其對于中央朝政的熱情逐漸消退，在以后的詩歌創作當中，舟船娛樂的動機與效果就漸趨一致了。白居易在寶歷二年(826)蘇州刺史任上，為舟船娛樂專門制造了一艘小舫，并為此賦詩兩首：《小舫》、《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從這兩首詩當中，我們只讀到白居易對預期當中舟船娛樂的愉悅與滿足：“淺水低橋去盡通”(《小舫》)、“舞筵須揀腰輕女”(《重題小舫贈周從事兼戲微之》)。十三年之后的開成四年(839)，悠閑在洛陽的白居易還為自己曾經的小舫寫下了一首《感蘇州舊舫》，做了一番慨嘆：“畫梁朽折紅窗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爛，此身合不衰殘。”水域有別于陸地，是人類活動密度相對較為疏朗的空間，舟浮于水，舟中之人既能欣賞到水中及水畔的自然風光，又能享受到舟中茶酒、音樂、一兩好友相聚的愉快。試讀以下白居易詩句：“煙渚云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杯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泛太湖書事寄微之》)王堯衢如是評此數句：“湖中煙渚甚多，處處可以通帆，水天浩渺，舟行似入虛空中，何其曠也!于此玉杯傳飲，淺斟細酌，以領歌意，遍席迎送，已周一匝，而金管倚曲徐吟未終，真泛湖之勝事也。”人們不難為泛舟娛樂的輕快、悠然所吸引。
詩歌中對于舟船娛樂類內容的展現，自漢武帝劉徹《秋風辭》至初唐的宮廷唱和詩，多是文人在參與帝王或者皇室貴族組織的詩歌酬唱活動中產生的;盛唐時期，詩人常沉淪不達，多在參與地方官僚組織的游玩、宴席上產生;中唐一些詩人躋身社會上層，文學活動早已由宮廷下移，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作者，自身所代表的階層即成為不少舟船娛樂活動的組織者，詩歌中這類內容的表達少了一些堂皇富麗、典正拘謹，多了一些通俗細致、適性靈動。結合白居易水上行旅的體驗，加上對舟船文化的濡染，隨著舟船娛樂的展開，其在內心深處思索并形成的處世之道亦與舟船發生關聯。
三、虛舟：中隱處世的典型指稱
虛舟意象是詩歌中舟船意象下面的一個小類，出自《莊子》“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心之人不怒”，其核心之意在于由虛舟觸物而無害所引申之虛空無礙的處世態度，這在《全唐文》多篇文章中都有體現。“虛舟”最早出現在詩歌中，當是東晉庾蘊的《蘭亭詩》：“仰想虛舟說，俯嘆世上賓。”之后在陶淵明、謝靈運、孟浩然、高適、李白、杜甫等眾詩人的詩歌中都出現過。白居易詩中出現了11次虛舟，即使除去3次表示人名的郭虛舟，仍是先秦至唐代詩人中出現次數最多的。
白居易在《贈吳丹》一詩里認為“宦途似風水”，并稱贊吳丹“君心如虛舟”。他在被貶江州以后，對世俗生活越來越在意與追求。就思想信仰而言，白居易對道教的煉丹服藥、長生不死并不認同，反而對于佛教的圓通更加青睞，但這并不妨礙其對道家在處世乃至養生某些方面的認可。虛舟這個脫胎于《莊子》的帶有哲理的語匯，正是他中隱處世的典型指稱。元和中興破滅以后，牛李黨爭激烈，白居易雖與兩黨人物都有交往，卻超然于黨爭之外，自避于長安朝廷，流連于地方官與東都的閑職，頗有感慨地以詩自白：“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感興二首》其一)。
在白居易之前，詩僧皎然在《南池雜詠五首》當中有一首是專門吟詠虛舟的：“虛舟動又靜，忽似去逢時。觸物知無迕，為梁幸見遺。因風到此岸，非有濟川期。”可稍加注意的是，皎然特別把虛舟這一類型與舟楫濟川這一類型做了區分與隔離：“因風到此岸，非有濟川期。”這一點在白居易詩中得到了繼承：“良冶動時為哲匠，巨川濟了作虛舟。”(《和楊尚書罷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楊侍郎同行》)白詩中不少舟船意象都充當了一種象喻，如“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太行路》)、“有如波上舟，此縛而彼牽”(《雨夜有念》)、“斷癡求慧劍，濟苦得慈航”(《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其詩中不少虛舟亦復如此：“宦途似風水，君心如虛舟”(《贈吳丹》)、“身心一無系，浩浩如虛舟”(《詠意》)、“澹然方寸內，唯擬學虛舟”(《秋寒》)、“心似虛舟浮水上，身同宿鳥寄林間”(《詠懷》)。白居易這種象喻式表達，將虛舟視為學習對象、心靈境界的一種高度，無疑把賦予虛舟的情感濃度做了提高，亦將其精神意趣做了升華。
四、結語
白居易詩歌中的舟船意象在反映水上行旅、娛樂及較深層次透顯的處世態度上，相比前代、同時代而言，都做了一些拓展，而上述三項內容之間，亦是相互影響、協同推進的，綜合起來將白詩舟船意象的特色做了很好的凸顯。白居易以平易流暢的筆調，反映更細致的現實生活，表達更曠達的世俗情懷，其詩中體現出的對舟船意象的書寫方式，對宋遼金詩歌中該意象的精神風貌產生了重要影響。
白居易簡介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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