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長們一面要求我們嚴格按照標準打分，一面卻一再強調今年的平均分要控制在42分左右
臨時接到通知，高考閱卷還差人，便和師弟去報名。我和師弟是多年的好友，平時都喜歡舞文弄墨，且惺惺相惜。他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做了六年的高中語文老師，而我原來是學醫的，后來我們卻都考上了華師古代文學的研究生，而且跟隨我們都很欽佩的同一個導師。
在報名之前，我們的院長讓我最好不要去，她說我這人雖然有才氣，卻怕我受不了紀律的約束（現在想來，她所擔心的可能不是這個，而是擔心我的標準和別人不一樣。）她要我考慮清楚。由于最近我在山東的《都市女報》開了一個專欄，每周要為她們提供一篇文章，怕沒有時間寫文章，當時我答應了我們院長不去報名。但師弟拉我陪他去報名，因為他不知道報名的地點在哪里，我當然義不容辭。
到達報名點后，我又碰到了很多來報名的師弟師妹們，一時心癢難忍。一來我需要錢，二來我并不是不守紀律的人，我之所以答應不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怕自己把握不了標準。但我想，既然師弟師妹們都能把握，我為什么不能呢？在他們的慫恿下，我報了個名。本來我和師弟都分到作文組的，但師弟比我有經驗，他對管這事的老師說作文他改不了，要求調到基礎組，其實他知道自己的眼光和別人的不一樣，怕出什么亂子。我本來也想到基礎組去，但是基礎組的人已經滿了，只有留在作文組。
我對作文確實有自己的標準，說起來其實也很簡單。首先，句子得寫通；其次，就是真誠，我不喜歡那些表面上看起來很漂亮，內容卻十分空洞的文章。早在數年前，談到我國當代青年的文化狀況時，我曾經說過：“我們的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不多，而對外國文化的精華也知之甚少，他們所有的所謂‘流行文化’就像裁縫師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綠綠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卻只能拿來做拖把罷了。”
今年湖北的作文題目，確實出得有點難，《長江日報》的著名評論員劉洪波先生為此寫了一篇《高考作文要把人逼成哲學家？》的評論，可謂切中要害（事實上，很多學生將這篇文章當成了政治題目或馬列哲學來做）。我的導師譚邦和先生是中學教材課程標準制定6人小組的成員，往年也是參加高考語文命題的重要成員，由于今年他的女兒參加高考，他沒有參加今年的命題。在一次閑聊中，他也對我說今年的作文對于中學生來說太難了。自然，這種題目中學生不可能寫好。據我自己和很多閱卷老師所達成的共識，若嚴格按照閱卷的標準來打分，大部分學生的作文只能放到第三類與第四類，也是就0－36分之間，而作文的總分是60分。可組長們一面要求我們嚴格按照標準打分，一面卻一再強調今年的平均分要控制在42分左右。第一天大家都改得比較慢，大多數人沒能完成每天200份的任務，另一方面，平均分也比較低，并沒有達到組長們42分基準分的要求。學生們的題目可謂千奇百怪，有很多一個簡單的題目都沒寫通。而正文部分呢，也稱得上“異彩紛呈”：有寫內因外因的，有寫辯證法的，有寫進與退的，有寫儒道合一的（夠我們寫一篇博士論文），有寫出世入世的，有寫感悟人生的……。還有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文化現象，即很多學生寫怎么為人處世的，大多數寫這方面內容的學生是在重復中國古老傳統的一些所謂處世的“金言”。至于體裁，幾乎能涵括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一切文學體裁。大部分學生不是牽強附會，就是完全跑題，當然，不可否認，也有寫得好的。談到語言，應該說，恐怕大部分學生甚至連“把句子寫通”這個簡單的標準都達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分要達到42，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第一天由于大家都很認真，按照標準打分，平均分數很低。第二天，組長又再三強調了42分的標準，讓大家盡量把分數往上抬。并且說大家的報酬將和閱卷的數量與質量掛鉤。評定閱卷質量最重要的指標是通過率，即同一篇作文你打的分與別人所打分數的吻合程度（每一篇作文至少兩個人看）。這搞得大家都很緊張，于是很多老師不時地跑到監控機上去看自己的通過率是不是達到了85%的指標，以便調整自己的評分標準。不久，便出現了圍繞著42分的基準分上下浮動的打保守分的傾向，平均分數大大提高，而且出現了一種很荒謬的現象，即看得越快越粗心的人，通過率卻越高，而那些看得越慢和越仔細的人，通過率卻往往上不來。以至于有老師發牢騷說其實作文也可以用電腦自動閱卷，只要把一些關鍵字輸入電腦，就可以自動打分了；還有老師戲稱看作文就像“打電子游戲”，只要過關就行。我雖然也同情學生，盡量想把分往上打，看了作文之后卻打不上來--由于平常對于寫文章這件事看得太認真，妨礙了我的打分，所以，我的平均分是全組最低的，盡管組長跑到我面前提醒了幾次，我打的平均分仍然維持在35分上下。有一次，他開玩笑似地指著自己的頭說我的“腦袋有問題”。
第四天的時候，組長把我叫到監控機旁，說有一篇作文讓我們討論討論，該怎么打分。這一篇作文共三個人看過，三人所打的分數相差很大（超過了9分的標準線）。那文章的題目叫《一塊紅布，三滴眼淚》，是一篇記敘文，開頭卻引用古詩詞發了一大通無關緊要的議論，與整篇文章的基調顯得很不諧調，下面接著寫的是一個有關母愛的小故事。我和另一位老師說這篇文章不怎么樣，不能打高分，第三位老師卻打了50分，他說這篇文章很具“匠心”，前面的議論部分是鋪墊，后面的結尾是照應。組長也堅持這么認為。我卻一直堅持這文章有點跑題，而且開頭與結尾都很牽強，而另外一位說這文章不怎么樣的老師卻學乖了，不吭聲了，于是組長大獲全勝，不過，我卻在他的心里投下了小小的陰影--我沒給他面子。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個報復我的機會。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師發現了一篇“好”作文，想給個滿分，興奮地叫組長過來看，按規定，滿分作文都得通過組長的審批。我也跑過去看，說實在的，由于很少能見到一篇像樣的好文章，我想見識見識這篇文章到底怎么樣，另外有幾個老師也圍過來看了。結果卻很令我失望，那正是我所討厭的“拖把”式的假大空文章，不過作者的語言還是挺流暢，比起同類的文章，確實要算是“好”文章了。審批的結果，是滿分。我心里很有些不平。不久，我看到了一篇名為《戰國舞姬》的小說，不論從語言還是技巧，都遠遠勝過那一篇滿分作文。我想，如果那篇文章能打滿分，我這篇文章不能打滿分也就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也把組長叫過來。他坐下來，看完那篇小說，臉色一下就拉了下來，用很嚴肅的口氣對我說：“這篇文章我不可能給打滿分，而且也不能超過40分！”他說這是“故事新編”，“我們不提倡故事新編！”我反問：“為什么不行呢？，魯迅不也故事新編嗎？”他于是說這文章不搭題。但其實從文章深層的內涵來分析的話，卻未必與所謂的“入”與“出”沒有關系，何況按照他們組長的要求，一般盡量要把分數往上打，只要能牽上那怕一點關系，都算合題或基本合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要深入學生的思維，跟著學生的思維走。”這次他卻一反常態--我知道他是在報復我。我恐怕是我們組里唯一的一個要打滿分作文卻沒被通過的，不但如此，他還把那篇作文壓到了41分。
今天晚上，我才上機，正在改作文，組長突然走到了我的身邊，滿身的酒氣，漲紅著臉，大聲對我說：“我嚴重警告你，今天的校標卷你打的分數太低了，你要好好地學習標準！”其實，據我所知，還有比我打得更低的，我打32分，有人只打了29分，而所謂專家卻打了45分，那文章實在并不怎么樣--我對于專家們的水平實在也不敢恭維。就算我打的分數與專家有差異，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沒什么大不了的。何況，我的通過率有88%，是正常的，而自評指數也處于中等水平，沒有什么好給他說三道四的。他又大聲對我說：“你要按照標準打分，不能照你自己的標準給分，否則，你給我停下！”我冒火了，也大聲分辨說：“我是按照標準打分呀，何況，不同的人對標準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見我居然敢頂嘴，大聲吼道：“你給我停下！別改卷了，我停了你的機！”一邊吼著，一邊就跑到了監控機旁，忙著要限制我繼續遞交文章。我再沒有理他，繼續看我的文章，這時全組的人都嚇得不敢吭聲了。我不得不說，他根本對電腦和監控程序不熟，自始之終，他都沒能限制我，而他自己卻以為他真“停了”我的“機”了。
他讓我先學一個小時的標準再說。我不想和他鬧，我們的院長很忙，為這點小事鬧到她那去不太好；再加上我很想看看專家們是怎么評卷的，于是，我順著他的意思，將樣卷給調了出來。很遺憾，我的感覺是專家的打分非常隨意，并沒有按照標準打分。或許你們會說的的感覺并不正確，但憑什么說專家就一定正確呢？難道就因為他們是專家嗎？那我也可以告訴你們，我讀過的書也不算少，并且從事文學創作也有十來年了，多多少少好歹也發表過幾十篇文章。我學的是古代文學，最熟悉的卻是現代文學，可以說，幾乎現代每一位作家的文章我都至少見過一篇，于大多數作家，我是讀過一本或好幾本作品集的。當然，這并不值得夸耀，但卻令我有充分的自信懷疑專家們的標準，盡管我不知道這些專家是由哪些人組成的。后來一位很替我不平的，和我一組參加作文閱卷的高校老師告訴我，按照國家規定，高考閱卷應該有65%的高校教師，只能有35%的高中教師參加。還有人提出，高三的老師不應該參加閱卷，因為學生的成績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由于高校教師與高中教師的眼光與標準不一樣，往年經常發生爭執。近年來高校教師參加高考閱卷的人數大大下降，標準便操縱在了高中教師的手里。當然，高中教師的水平未必一定就要比高校教師差，但由于學生的成績與他們的切身利益有關，再加上他們對學生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他們很難跳出來客觀、冷靜地評卷。但這對于那些文章真正寫得好的學生，卻是不公正的；再加上評卷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隨機因素，使得學生的成績與他們真實的水平失去了必然的聯系。從這上角度上來觀照我與組長的爭執，不能不說是有其必然性的。專家制定標準，只是為了便于量化，而對于寫文章來說，有很多東西是不能量化且只能感覺的。正因為如此，在高考作文中得高分的往往是那些華而不實的“八股”作風的文章，而真正寫得好的卻無法量化因而不能用專家的尺子來丈量的文章卻得不到一個好的、公正的評價。
這便是考試的“異化”，正如我在《考試漫談》這篇文章曾經說的：“其實，考試如果僅僅用于檢驗一個人的學識或能力的參考標準，那倒不失為一種很好的辦法。然而，在我們的教育體系里，考試卻幾乎成了唯一的標準，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個體的升學、就業、晉級、提工資等等，這便是這種制度的最大的不公正。考試一旦成為唯一的標準，便變成了一種暴力：將具有多樣性的人簡化為一種可以測量的物。這樣，考場便成了一種類似于作坊或生產車間之類的東西，分數的高低是它衡量產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這個車間出產的成品不能叫‘人才’，雖然我們確實也不能否認其中不乏頗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賈寶玉先生的話，我們不妨稱之為‘分蠹’。‘分數線’幾乎成了決定個體一生的前途與命運的無形的暴君，相應地便產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與投機者。這種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卻擅長或醉心于考試：考試給予他們以成就感與自信心，并使他們未來能在社會上占據一個很好的位置，從而有可能繼續將這種不合理的制度強加給全社會，造成一種考試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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