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動蕩喧囂的環境中，莊子的思想映射出一片寧靜的光輝。
在那亂哄哄的時代時在，人民都處于倒懸狀態，莊子極欲解除人心的困憊，可是，現實的無望卻使他無法實現心愿。由于他既無法使人類在現實世界中安頓自我，又不愿像神學家們在逃遁的精神情狀中求自我麻醉，在這種情形下，惟一的路，便是回歸于內在的生活--向內在的人格世界開拓其新境界。莊子所拓展的內在人格世界，乃藝術性及非道德性的（“人格”一詞不含倫理判斷或道德價值）。因而在他的世界中，沒有禁忌，沒有禁地；他揚棄一切傳統的形式化，遺棄一切信仰的執迷。
在現實生活中，無一不是互相牽制，互相攪擾的，莊子則試圖化除現實生活上種種牽制攪擾，以求獲得身心的極大自由。化除的方法之一，即是要虛靜其心--通過高度的反省過程，達到心靈虛靜，能掌握自身的變化，并洞悉外在的變化，而不拘執于鞭一特殊的機遇或固定的目的。因為外在世界是“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的，同時人類本身也受情意的驅使而在萬物變化之流中奔走追逐，不能中止，直到形體耗損殆盡，仍屬空無所持，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面對這樣可悲的現象，莊子乃轉而對內作一番自覺的工作，在自覺過程中，感悟世界的幻滅無常，于是認定馳心于外物，對于人類的精神實是莫大的困擾。由是導出莊子哲學之輕視物欲的奔逐，而傾向于精神的自由，并求個人心靈的安寧。
莊子對于現象界有深刻尖銳的洞察力。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把一切都看得太透徹了。如茫茫人海，各人也渾渾噩噩像烏龜似的爬來爬去，忙忙碌碌像耗子似的東奔西竄，然而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驚懼結什么，為得著什么。一旦省悟時，便會覺得自己所作所為是如此地莫名其妙……看開了，一切都不過如此罷了，于是你就會不屑于任何事物，任何行動。然而這樣的社群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如果每個人都像莊子笑聲下的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進入到“每件事焉似喪其耦”的境況，那末個人和社會豈不近于靜止？因而，莊子哲學如何處理及適應這情況，便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尤其是今日的世界--已被納入了一個龐大的動力系統中，緩步或停足都有被拋棄的危險。
然而，我們必須了解莊子絕非不食人間煙火的道行者，也非逃離現實生命的烏托邦理想的人。他的見解是基于人類無止境的饜欲與物化的傾向所引起發出來的；同時，鑒于個人的獨存性已消失與被吞噬，遂于洞察人類的處境中安排自我的適性生活。沒有這種感受的人，自然無法體會莊子。因而莊子哲學對于讀者來說，能感受多少，他的可接受性就有多少；他的看法是無法得到大眾一致公認的，同樣的一句話，有人會視如智慧之言，有人會以為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莊子的哲學不是寫給群眾看的，莊子的說話也不是說給群眾聽的，他的聲音有如來自高山空谷。
讀莊子書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在他眼底里，凡夫俗子就如一窩吱吱喳喳、跳跳躍躍的小麻雀，官僚是一群豬玀，文人學士則有如爭吵不休的猴子。看他書中大鵬小鳥的比喻、河伯海若的對話，以及井底蝦蟆的設喻，你會覺得他簡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類歷史的時空中，孤鴻遠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從莊子哲學的恢宏氣象看來，也確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他的思想角度，從不拘限于枝枝節節，秋毫之末；但他并不抹殺精細的分析，否則就犯了《秋水》篇中所說的“自大視細者不明”的毛病。他往往從整體處觀察事理，從各個角度作面面的透視。
從莊子哲學的對境來說，恢宏的氣象乃表現于不以人類為中心（不拘限于人類），不以自我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廣大的自然界。莊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方面表現出民胞物與的胸懷，另方面又呈現著藝術精神的和諧觀照。很顯然莊子取消了天地萬物和我--客觀和主體--的對立關系。這種主客一體的宇宙觀，實為中國哲學的一大特點，和西方哲學主客對立的宇宙觀，迥然不同。莊子不僅要打破主客對峙的局面，進而達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還要進一步達致物我（主客）兩忘境界。在這里，莊子充分表現出大藝術家的精神。
主客合一的宇宙觀，只是對自然作某種程序的觀賞，而缺乏開發自然界的精神。中國在科學知識與科學技術方面的貧乏，這種宇宙西觀實有重大的影響；正如中國民族在文學藝術上的輝煌成就，也是受這種宇宙觀的重大影響。
現在把上述兩種宇宙觀，縮限于人和自然及其關系上來討論，我們先剖解主客對立的宇宙觀，借此可反襯出另一觀念之特點。
在西方，人在開拓自然的過程中，已有驚人的成就，這是值得驕傲的，也毋須贅言。然而若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人和自然的關系，西方則呈現著深沉的危險，尤其是人如何在自然界中安排其地位問題。
西方傳統哲學大抵為二元的化傾向--物我完全對立，自然與人事對峙，亦即劃分客體與主體。然而由于西洋哲學重客體，往往習慣將人類客體化，結果常使人埋藏于物界而喪失其自然的地位（如希臘宇宙論時期哲學）；同時也有人急急于求永恒客觀的存在，把自然界看成一個變動流逝的感覺界而加以鄙棄（如柏拉圖）；中世紀則更視自然人為罪人，自然界為罪惡之區，而將價值停滯于高遠飄渺處。
及于近代，西方經驗科學的長足發展產生如下的特殊現象：一、把人類壓縮成物理平面（如物質科學）；二、把人類列入“動物級數”（如達爾文），或從“鼠”輩的試驗解剖中來衡量人類的行為（如行為派心理學）；三、天文學家將亞里士多德至中世紀的有限宇宙開展而為無窮宇宙，人面臨這無窮新世界，有如滄海一粟，渺小的人類固然可惜知性作用在宇宙中安排自處，但人類的苦悶不安，則于其畏怯與自大的交織下表露無遺。
蓋以有限的自我處于無窮的宇宙中，終究不能掩飾其飄搖無定的悲哀。對外則不知何以自處于宇宙中，對內則淪于自我迷失之境況--心理學家告訴人：人的意識生命是隱藏著的潛意識沖動表現。自我常會顯得分裂不統一，人對自身是個謎，并且發現自己沒有最后的依靠。他被描述為“疏離的人”，或處于疏離的狀態。這種狀態，人成為陌生人--對自己感到陌生，對宇宙也感到陌生，陌生的自我無法在陌生的宇宙中尋覓其存在根由。
總之，西方哲學的宇宙觀始終是在一種不協調或割離的情狀中影響于人生觀。同時，傳統西洋哲學家幾乎都在全心全意建造大體系，把所有個體溶入抽象的全體之中，因而個體的特殊性便被抽象的全體消解和吞噬。反觀莊子，他一方面肯定大自然的完美性，不如西方哲學總想逃離這一自然界，而構幻另一虛無飄渺的超自然；同時，莊子也肯定人類的尊嚴性，而西方哲學卻以人性為微末。在莊子看來，廣大的自然皆為生命游行的境域，人類處于自然中，其渺小程度雖如“毫末之在于馬體”（《秋水》），然其思想光芒則可流布于蒼穹。
20世紀的科學知識，將使人類愈為抽離；20世紀的科學技術，將使人類更為機械化，它們忽略了人的內在生命。在今日急速的動力生活中，人心惶然不安，精神前不見古人患者日增，可以為證。
對于這瘋狂的時代，莊子哲學也許有一份清醒的作用，作為調整人心的清涼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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