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山如仁
魯迅先生做小說的深層動機應該大抵在于對中國國民性作一種藝術性的探索。幾千年來，中國的群眾不只曾屢次遭受野蠻的異族奴役和迫害，更長期地被歷代統治者的專制政治所愚弄以及為傳統封建倫理秩序的不平等形態所凌辱，從而使他們總是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對他們的這種生存處境和命運，魯迅先生并不象有些清高文人那樣視而不見或袖手旁觀，而是持續地心懷難以名狀的悲哀和同情，還有一種冷峻的批判與諷刺。
小說《阿Q正傳》中便不乏令魯迅先生無不哀憐又無不痛怒的群眾在。如果說未莊是傳統中國的一種縮影的話，那么未莊人簡直就是中國群眾的集合。除卻阿Q這個中國群眾的典型人物之外，可以說，未莊的把阿Q的癩瘡疤當作取笑對象的閑人們，與不知是解勸是頌揚還是煽動阿Q與小D做“龍虎斗”的看客們，連同在阿Q被押赴刑場時兩旁擠滿了許多張著嘴的圍觀者都是魯迅先生非常感傷地諷刺批判的中國群眾形象系列。魯迅先生發現，那些群眾不只在羊肉鋪前張著嘴看剝羊時仿佛頗覺著愉快，而且張著嘴趨之若騖地在刑場看殺人他們也顯出興奮和快意。他們幾乎沒有絲毫的同情和憐憫，總是好奇而有味地跟蹤并觀賞，抑或鼓掌并喝彩。
“阿Q于是再看那些喝彩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腳下遇見一只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蹤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這壯了膽，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兇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并且還要咀嚼他的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里嗡的一聲，覺得全身仿佛微塵似的迸散了。”（1）
這是小說中從阿Q的眼里所看見的關于群眾的描寫。可以說，阿Q在被槍決之前已經死掉了，或者說已經被他周圍的像螞蟻般的群眾吞噬了。魯迅先生曾在某次演講中說過，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對于阿Q的被殺，這群眾無疑是僅當滑稽劇處理的。他們要看阿Q的笑話，阿Q的窘態與阿Q的可憐相。但在阿Q的感覺里，這些群眾就不只是看客而已，他們還是一群豺狼，嚎叫著緊隨著，兇殘地要吃人。他們比槍彈更摧毀人，甚至比豺狼還狠毒，因為他們更深層的毀滅了人活著的精神支援，更內在地吞吃了人賴以生存的靈魂。應該說，阿Q的這種對群眾的恐懼憎惡，也就是魯迅先生對中國群眾的態度。
我們知道，像阿Q這樣的人就不單是一個可憐的受凌辱受迫害者，他也是個可憎的欺弱凌小者。同樣，中國群眾的集體性格樣態也如此分裂。美籍學者李歐梵先生曾指出：“阿Q的命運似乎說明：這在歷史上被奴役被迫害的中國群眾，也是非常善于奴役和迫害自己的同類的。”（2）中國群眾的這種分裂人格的生成，原因或許是復雜多面的，但至少在于他們幾千年來更多地生活在一種互欺相吃的生態網圈中，以至養成了那種冷漠麻木、愚昧無知又兇殘險惡的為人心態，從而在這中國的大歷史中幾乎宿命性地經驗著被吃與吃人的惡性循環。當然，這種生態網圈的根底則在于頑固難化的傳統政治體制范式，在于歷代統治者所推崇的愚民政策。這種政體使得中國的歷史竟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群眾默認了他們的奴隸性社會角色之后，他們不僅為被愚弄欺瞞的群體，也往往是專制集權者的擁護迷信者。就像他們向來都不敢指出自己的父母在做錯事一樣，他們也從來不會或不敢認為執權者會犯錯或犯罪。這樣，官方抓人殺人便都是天經地義的，而被抓被殺的一類也都是罪有應得的。就以阿Q的被槍斃來說，無論是城里人還是未莊人都是沒有異議的，“自然都說阿Q壞，被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于被槍斃呢？”（3）
總之，魯迅先生就是如此這般地揭示表現中國群眾的“真面目”的。他懷著極大的悲哀和同情，更懷著極大的憎惡與怒恨，他幾乎覺得這樣愚魯麻木并缺乏“誠和愛”的國民實在是難以救治的。他不只在這篇小說，還在別的如《藥》《孔已己》《祝福》，尤其是《示眾》等作品中對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群眾都給予了辛辣的諷刺批判。可以說，臨死前的魯迅對中國群眾的態度仍是希望的少，失望的多。或許因此，文學評論家路文彬先生便指出，作為把文藝當作啟蒙路途的魯迅對中國群眾的怒恨心理太強，以至不可能實現其樹立的目標。他認為阿Q似乎沒有理由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國民性典型，更多的還是屬于魯迅個人宣泄怨恨情緒的產物。他把魯迅先生理解為擁有“死水思維模式”的啟蒙知識分子。（4）而我認為，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頗為罕見的少數保持真誠個性與歷史責任感的作家之一，他的暴露社會的病弊，指出群眾的致命傷，其意圖絕非是心理變態全盤否定發泄私憤并一棍打死了事，而是像醫生的說出患者的癥狀是為了他們的健康地活著一樣。紀德曾說過：“真理無論如何痛苦，它傷人，只為的要醫好他。”（5）這美好的話語用在魯迅先生對待中國群眾的態度上也是十分恰當的吧！
本來想結束文章，驚見2002年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中有關貴陽的大學生戲弄圍觀哄笑打工農民事件的轉述，又使我倍覺得沉重與悲哀。看來，魯迅先生當年所揭示的中國群眾不應僅限于沒有受過教化的農民，還要包括一些即使接受了現代知識教育的文化人群體。他們的人格之不完美不健全一樣地鮮明，內心之冷漠之兇殘一樣的嚴重。假如魯迅復活，聞說此事，大抵又是悲憤的說不出話了！
注釋：
1. 見〈阿Q 正傳〉，收〈吶喊〉P120-121，人民文學，1973年版
2. 見〈鐵屋中的吶喊〉李歐梵著。P89，岳麓書社，1999年版
3. 出處同1
4. 見路文彬〈論魯迅啟蒙思想的歷史局限〉載〈書屋〉雜志，2003年第一期
5. 見紀德〈從蘇聯歸來〉P17，遼寧教育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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