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小鬼是這樣煉成的隨筆

　　20xx年3月，一個周五的晚上，丈夫走進家門對我說：“我收到了一個死亡威脅，來自我經手的案子里的一個被告人。”丈夫是名檢察官，負責把壞人送進監獄。他干這行20年了，你也許認為他早就該經歷過類似的事兒，見怪不怪了，但實際上他還從沒收到過死亡威脅。顯然，這并不常見。那位被告宣稱知道我們家的住址，我們家的車牌號，聲稱要雇人下手。

　　那一晚，在和丈夫仔細討論了一番威脅細節后，我順利睡著了。但第二天晚上，我心神不寧，不得不喝了兩杯酒才入睡，可凌晨2點，我毫無預兆地醒來，心跳加速。我躺在床上好幾個小時，認為我聽見的所有聲響都是有人正試圖闖入我的家。等到周日晚上，我和我年幼的兒子轉移到鄰居家過夜。后來，警察建議我們干脆出城避避，我丈夫獨自留了下來。即便在郊區，我還是擔心殺手們會跟蹤而至，夜幕降臨，恐懼再一次襲來。

　　我感覺自己是個膽小鬼，是海明威在小說里帶著輕蔑描寫的那種人。雖然我的丈夫才是對方復仇的真正目標，但他依然照常工作、睡覺，絲毫不受影響。我悲哀地發現我和他的區別，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生理上的。這就是著名的“應激反應”，機體在收到強烈有害刺激時，腎上腺素加速分泌，皮質醇增高，血流加快，統統沖向大腦，讓人萬分警覺，一觸即發。但對另一些人而言，皮質醇也有可能讓他們變得遲鈍，甚至動彈不得。馬修·弗蘭克是科羅拉多大學心理學和神經學系的高級研究員，他解釋說：“我們受制于我們的生理結構，它是可以保命的。一旦陷入極度危險的境地，我們的身體會自動做出反應。當體內充滿皮質醇時，我們的大腦就像爬行動物的腦子，沒有太多高級功能。如果你就快被熊吃了，還有時間思索自己到底該怎么做嗎？”

　　面對危險，當人做出搏斗的反應時，血液更多地流入下巴和手臂；當人做出逃跑的反應時，血液更多地流入大腿。如果我們選擇的反應不起作用，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思維。研究者列出了人在面對威脅時的5種反應：高度警惕、逃跑、搏斗、害怕到動彈不得、暈倒。視威脅程度的不同，人們會依次經歷上述狀態。

　　即便逃到了郊區，我還是整天如驚弓之鳥，而我丈夫住在城里，每日照常上班、跑步，晚上輕松入眠。我建議他也出城避避，但他拒絕了，“我可不想讓你更加不安。”他說。“你不會的。”我回答。實際上，我撒謊了，他如果真的跟著我們過來，我一定會更加惶恐。

　　在郊區的第二晚，我喝了幾杯馬提尼，希望酒能助我入睡。但我依然在凌晨3點時醒來，一想到殺手完全有可能在我們家車的底盤安裝GPS，跟蹤我到郊區住地，并以為我丈夫也在這里，我就不寒而栗。我聽見風在呼嘯、樹葉在悲鳴，想象著殺手欲破門而入，又或是正在拿槍對準我家的窗戶，他不會錯把我當成我丈夫，并在睡夢中把我干掉吧？

　　我一夜沒睡，發誓第二天一定要對車進行徹底檢查，看是不是被安裝了定位跟蹤儀。那晚，我在電話里向丈夫抱怨：“我知道他們不是在找我，但他們并不知道你沒有和我在一起啊！”多體貼的'妻子！

　　為什么同一物種的成員，對相同威脅的反應如此不同，就像我和我丈夫的反應？為什么進化沒有使某些傾向變得更有用，但又沒有淘汰某些傾向呢？拉斯·鵬克是德國哥廷根大學的心理學家，他說，這是因為每一種傾向都有它的優勢。在某些環境下，保持害怕，做個膽小鬼，也許更有利；而在其他環境下，保持無畏，或者大膽，也許更有利。

　　英語里有這樣一句俗話：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但吃到捕鼠器上奶酪的總是第二只老鼠。某些地方有蟲子，而某些地方有老鼠夾，這樣的環境把人變成了勇士或者懦夫，但每個人都會得到一些食物。

　　無論膽小還是膽大，都取決于對進化的成本效益分析：哪種特征可以增加我存活的幾率，或者增加我繁衍后代的幾率？人類最具適應性的一點，就是根據局勢不同，從一種反應轉換到另一種反應。但我們固有的生理結構做不到那么快地來回切換，如果你的身體習慣了快速應對危險，那讓你在面對危機時采取被動策略是很難的。

　　面對危機時采取“打”還是“跑”的策略與我們的性格、能力是一致的，尤其是抗排斥的能力。一個人越能承受排斥，他就越勇敢，但他被排斥的風險也就越大。

　　在自然界中，這些特征也能被統一起來。當面臨生死存亡時，也許大膽是不好的選擇，但在找對象時，大膽就是較有利的特征。在食肉動物附近保持膽小是好事，因為可以不被吃掉。但如果在求偶時不夠兇悍，你可能很難繁衍后代、傳遞你的基因。

　　事實上，從膽怯到英勇，這之間存在的各種不同狀態，可以幫助一個物種存活。在棒球運動中，左撇子投手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為用右手投球的球員特別多。同樣地，有些鳥類靠捕食為生，而有些鳥類干脆偷取前者的食物。那些偷食的鳥需要捕食的鳥，否則它們就無食可偷。研究者稱，正是因為存在勇敢的人，才會有膽小鬼，這樣后者就可以躲在前者身后。

　　研究表明，勇敢的人和膽小鬼的生理結構就不同。在一則記錄詳盡的案例中，一名叫“SM”的女性，其大腦中處理害怕的杏仁體受損，這使她毫無畏懼。研究人員讓SM接觸蛇和蜘蛛，帶她去參觀鬧鬼的房子，讓她看恐怖電影，結果她什么也不怕。無論被槍指著、被刀頂著，生命處于多么大的危險中，她都出奇地鎮靜。

　　有趣的是，當研究人員讓她吸入二氧化碳，普通人吸入后會有窒息的感覺，而SM的反應是完全的恐慌，她終于有了害怕的感覺。這說明，杏仁體不是大腦中唯一處理害怕的部分。

　　SM之所以無畏是因為腦部受損，但害怕和無畏往往是天生的。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科學家們發現，某些人可能更容易焦慮，這取決于在孩童時期他們的杏仁體是如何發育的。這項研究發表在20xx年6月的《生物精神病學》雜志上，研究人員招募了76名7至9歲的孩子，因為與焦慮有關的特征在這個年齡段第一次開始出現。通過對他們的大腦進行核磁共振檢測，研究人員發現，焦慮程度高的孩子有更大的杏仁體，他們大腦中負責注意力、情感認知的區域之間有更多的聯系。

　　環境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長期身處暴力或虐環境中的人，與不在這個環境中的人相比，面對危險的反應有所不同。意大利歐洲分子生物實驗室的高級科學家科尼利厄斯·格羅斯證明了這一觀點。他將斷奶前的幼鼠與兇悍的雄鼠放在一起，每天10分鐘。兩個月以后，當被欺負的幼鼠成年后，它們自己也變得更具侵略性，并且更易訴諸暴力。“過早接觸暴力，可使你成為一個橫行霸道的人。”格羅斯說。

　　總之，我們如何應對恐懼其實是一項復雜的運算，它涵蓋了我們的生理結構和我們的成長經歷。

　　在車行，5個工人把我的車翻了個底朝天，什么都沒找到。我松了口氣，心想終于可以好好睡覺了。可等我回到家里，我忽然想到，也許殺手根本不需要GPS就能追蹤到我，說不定他采用了傳統的盯人跟蹤方式呢。

　　第二天晚上，丈夫來電話說：“根本沒有什么陰謀，對方只是想嚇嚇我們而已。警察已經質問過所有相關的人，從未有什么陰謀。”隔天一早，我收拾行李，帶著兒子開車回到市里，但仍舊心存疑慮。

　　幾天后，我無意中看見一名戴著尼龍頭巾的男子駕駛一輛灰色本田經過我家門前。幾分鐘后，他再次開過。他緩慢地開過我家門前的街道，來來回回了7次，每次經過時，車窗都開著，他的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好像他不敢轉頭看我似的。一度，他試圖把車停進我家對面的一處空位，他試了好幾次都沒成功，最后作罷。我趕緊抄下他的車牌號，打電話給丈夫，讓他請警察調查。調查結果是，這名男子就住在附近，他正在為路考練習駕駛和街邊停車入位。

　　幾個月以后，我收到母親的一封電子郵件，她和我父親正自駕房車進行跨州之旅。電子郵件發自內布拉斯加州的一座空軍基地，他們在那里遇到暴風雨、冰雹和颶風，情況如此嚴重，以至于國家氣象局發布了警告。母親說她無法入睡，害怕得坐了半宿，眼睛一刻不離天氣頻道。她很擔心房車會被風吹翻，她把藥物、手機和平板電腦裝進隨身的背包里，并把衣服放在床尾，萬一出事，她可以拔腿跑到營地的避難處。

　　我關上電子郵件，心想原來我對危險的反應早已注定，好像胎記一樣，是一種基因的缺陷。或者它根本不算是缺陷。我也許生來就不是早起抓蟲吃的鳥，但我肯定能得到屬于我的奶酪。當我得到我的那份時，我會與我丈夫分享，這是我這個膽小鬼虧欠他的。

　　摘自《海外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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