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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文化運動,同時還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下面小編為您帶來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發生于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場發生于中國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游行、請愿、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運動。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后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國人極端不滿,從而上街游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強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
下面是五四私運動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以其獨特的姿態獨立于第一次歷史巨變與第二次歷史巨變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而五四精神的火炬,更是經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傳遞,發揮著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
1、五四精神的基本內涵
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愛國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五四運動中,愛國青年和工人階級為達到愛國的目的,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積極倡導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進而推動了全社會的思想大解放。同時,愛國青年奔走呼號,不怕流血犧牲,為實現理想而苦苦追求,體現了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
2、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1)五四運動是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表現了工人階級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斗爭精神,這種斗爭姿態是辛亥革命所不曾具有的。五四運動為實現反帝反封建的運動目標,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在反帝方面,運動的興起是為了反抗巴黎和會對中國山東權益的宰割。在反封建方面,運動表現了“內懲國賊”的堅強決心。斗爭后來指向北洋軍閥政府,迫使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罷免了三個賣國賊的職務。因此,整個運動體現出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不兩立的斗爭精神。
(2)五四運動是一次文化運動,同時還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哺育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們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走上了為民主、科學而斗爭的道路。運動中,青年學生起了先鋒作用,工人階級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起了領導作用。另外,五四運動還擦亮了人們的眼睛,洗滌了人們的心靈,使人們最終認識到:要想醫治多災多難的近代中國,唯一的藥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3)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在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臺,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積極投身到工人中間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組織工作,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
(4)五四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分水嶺,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與以往的任何反帝反封建斗爭一樣,都具有愛國的一面,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斗爭精神。五四運動發生在十月革命后,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五四運動使得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指導思想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中國革命已不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五四精神早已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壯大而進入新的時代。新的時代賦予五四精神以“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勇于奉獻”的新生命力。作為當代青年,我們必須以此為動力,抓住機遇,勇于改革,破除一切阻礙社會進步的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努力奮斗。
五四精神的核心內容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我們應該為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前仆后繼,英勇奮斗,積極進取,勤奮工作。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創新、解放思想、實行變革是民主與科學提出和實現的途徑,理性精神、個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與科學的內容。而所有這些,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因此,紀念五四運動,發揚五四精神,應該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努力奮斗。
總之,五四精神代表著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統一體。
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華了的愛國精神。
歸結起來是,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無私奉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宣傳民主科學的進步精神,追尋時代潮流、把握時代命運的偉大精神。
中國歷史文化語境中的現代知識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沖突導致文化轉型的產物。如果將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為代表的近代知識分子群體,稱之為中國第一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那么,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則可以稱之為中國第二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些由文化沖突而獲得主體高度自覺,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學習”重擔的現代知識分子,亦被稱之為“先進的中國人”。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體,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獨立的人格、獨立的身份和獨立的價值標準,借助知識、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來表現自身對于社會、歷史、文化的獨特思考和鮮明的“公共關懷”,體現一種公共良知、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并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文化人。
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魯迅無疑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識、觀念、學說、主張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的現代意識的構成和心路歷程及所反映出來的精神特征,可以說,正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縮影。
歷史原因
新思想與社團
革新思想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大量傳入中國并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志》(后改名為《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的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
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于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于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于1914年11月7日占領全部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不滿,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起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并發揮了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即加入了協約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并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于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于青島。
2.關于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洋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3]
工商背景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重要力量。
北洋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斗爭
“五四運動”前后,北洋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后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后,“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斗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生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并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借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同時受黨派斗爭之影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占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取德國在山東強占的各種權益。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
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洋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合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終激起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主要領導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李大釗(1889-1927),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林長民(1876-1925),國民外交協會理事。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時任校長。
胡適(1891-1962),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歷史特點
由于五四運動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為代表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所不具備的一些特點。主要是:
第一,五四運動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表面的感性認識階段,這典型地表現為義和團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即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在這場運動中,提出了“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和“另起爐灶,組織新政府”這樣的口號。這表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線上了。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
如果說,辛亥革命的根本弱點之一,是沒有廣泛地動員和組織群眾,那么,五四運動本身就是一場群眾性的革命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到運動中。
第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第四,五四運動是由學生先發起,由工人擴大的堅決的反帝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五,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開端。
主要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
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性質),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開始;青年學生起了先鋒作用;中國無產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傳播了馬克思主義。
偉大五四精神
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歷史深刻表明,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只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發出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五四文學
理性精神的張揚
五四文化思潮對國民的作用即在于啟蒙。新文學的先驅們注重將文學作為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隨感錄”幾乎都是批評人生。魯迅提出要用文學去揭示社會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促進國民性的改造,《吶喊》、《彷徨》即貫穿著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批判意識,問題小說即是理性討論顯得淺露的藝術表述。創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獨特的方法表達著社會人生的探索與思考。
感傷的精神標記
被新思潮喚醒的一代青年作家,常常有著夢醒后無路可走的感受,于是苦悶、彷徨、感傷。問題小說有感傷的情懷,鄉土小說訴說著鄉愁,自敘傳講著零余者的故事,連詩、散文、戲劇都不免于感傷的情緒。
個性化的追求
五四是中國文學史上“個人”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創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現自我”。魯迅的小說有著憂憤深廣的內心情理,《野草》是一種極為個性化的主觀情懷。這一時期散文小品成就最顯著,正因為它適合表現作家們各異的個性。
創作方法多樣化
在魯迅的開放的現實主義影響下,現實主義逐步發展成主流;但相當多作家向往浪漫主義,要求在作品中抒發強烈的主觀情緒,不止反映在創造社“身邊小說”一類作家、作品上,在多數作家與各種文體上都有所表現;現代主義方法也有所表現,魯迅、李金發不同特征的象征主義,創造社的潛意識揭示;新月派的詩的形式的探索等。這些共同構成了一種創作方法多元化的局面。
評價
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是一次自覺發動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準備。中國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紀念活動非常重視。
但是近些年來社會上也對于五四運動進行了種種反思。例如南懷瑾先生就批評五四運動“造成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第一,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群眾愛國運動。它的斗爭對象直指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表現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是前所未有的。它充分發動了群眾,工、商、學聯合起來,農民也有部分參加了,實際上揭開了全民族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序幕。
第二,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同時進一步提高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決心和覺悟;促進了全國人民對改造中國的問題的反思和探索,也促進了新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7]。
第三,五四運動既揭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又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從此,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民眾的力量得到了廣泛的發動等,這些不僅使五四運動本身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涵,還直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創造了階級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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