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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優秀論據：中式醫患關系
醫患關系是醫務人員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產生的特定醫治關系，是醫療人際關系中的關鍵。近年來，醫患關系越來越突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問題的產生呢?
1. 買一本病歷，三次受挫
去年我腰痛難忍，好在單位離某三甲醫院近，于是趁著午休時間去看。考慮到下午還要上班，我只帶了證件、公交卡、銀行卡和少量現金。
取完號后準備候診時，我發現一個問題：忘帶病歷本了。去掛號處重新排隊，排到后工作人員斜斜一指，讓我去自動售本機那里買。跑到自動售本機，發現只收一元硬幣，而我完全沒有。售本機下還有一行提示：如需換硬幣，可右轉去建檔處。
此時是中午12點半左右，我剛剛來到建檔處敲敲窗口，神奇的一幕出現了，就在那一剎那，建檔處的窗簾突然刷地一下拉了下來。再敲幾次，里面傳來幽幽的聲音：午休呢，半小時后再來。
我又嘗試去“微笑導醫臺”換錢，被華麗麗地鄙視了：我們這兒沒錢，到別處去。最后，我從一位正掏出錢包掛號的病人那里換到了一塊錢，買到了病歷本。在窗口碰了三次釘子后，你們說，我對這家醫院的印象能好嗎?如果在醫生那里再碰到什么冷臉(并沒有，這家醫院的醫生護士比窗口部門工作人員態度好百倍)，或者醫療中出現糾紛，我會不會也把所有賬算到醫生身上?用自動售本機賣病歷本，或許是個不錯的嘗試，可以減輕掛號處的工作量，但如果在這個小小的問題上，院方也將本意是便民的服務做得極其不便，并且將各種不便轉嫁到病人頭上，這算是什么管理思維?
很多時候，病人和家屬覺得在醫院里處處不便，這不是醫生的錯，而是與醫院的行政管理、建筑設計和基礎設施息息相關。
我還有一次郁悶的經歷：跑步跑猛了點，腳踝嚴重扭傷了，一個人去醫院看病。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身為殘障人士看病是多么不便。骨科在五樓，X光室在地下一樓，掛號劃價在這一側，取藥在另一側，可是走廊兩側沒有扶手，洗手間沒有殘障設施，只能在醫院一瘸一拐。事后我在想，醫院在改善體驗方面可以做多少改進工作?除了像我這樣的外傷病人，還有大量不良于行、身體孱弱的老人家，其中不乏無人陪伴的單身老人，為了確保這類病人的安全，院方原本可以在走廊加裝扶手，可以以租或借的方式提供輪椅，可以設置無障礙廁所，并加裝呼叫鈴，以便在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以呼救，可以將骨科這類外傷科室在地理位置上離影像檢查科室更近一點……然而什么都沒有。
我曾前往新加坡北部的邱德拔醫院采訪，這家公立醫院的理念是“hassle free”，即“零麻煩”，醫院從建筑設計到管理思維，都以減少病人的困擾和不便為宗旨，比方說可以實時在網上查看每個科室病人的輪候人數，比如有免費巴士穿梭于周邊公屋，比如每間診室上的數字都寫得超大，方便年長者識別，比如住院部每個病區主色調顏色不同，以免老人走失。
邱德拔醫院走廊有扶手，診室門上的字號很大，而且顏色各不相同，這都是幫助病人的實際舉措。圖片來源：網絡
由于這家醫院所處區域老齡人口集中，糖尿病發作比例較高，在確立了糖尿病專科中心這一重點學科之后，醫院管理者又進一步圍繞糖尿病相關的健康問題，包括相關的眼科、足專科與護理、康復醫學、老年醫學科業務……而且最讓病人和醫療工作者感到舒心的是，糖尿病專科診室與老年病科、眼科診室共處同一樓層，比鄰而立，不需要四處奔波。
兩相對照，我的結論是：新加坡的公立醫院是醫院，而中國的公立醫院是衙門。大量中國公立醫院的管理者并非專業醫生出身，既不了解病人的需求，也不在乎病人的體驗——甚至也不在乎普通醫護工作者的需求，病人在求醫看病過程中步履維艱，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患者對醫生的不滿。
2. 醫生為什么這么累?
還是親身經歷。兩年前，女兒夜里突然捂著耳朵哭鬧不止。我初步判斷是感冒引起耳道發炎，因為孩子哭得太驚天動地，擔心有耳膜穿孔，所以凌晨兩點抱著孩子看急診。
去了某兒童醫院后，發現這里簡直比白天還熱鬧。到處是啼哭的孩子和疲憊的家長。我們的就診很順利，因為夜間看耳鼻喉科的病兒很少，不過醫生的態度讓人有點不舒服。這位醫生在看診過程中只問了一句“怎么不好?”檢查后說了一聲“中耳炎”，再無他話。女兒見面時對她問好，臨走時說了聲“謝謝阿姨”，也沒有得到一句話或者一個微笑。
醫生開的藥很管用，幾毛錢的滴耳液滴了三天后孩子就痊愈了。我一度對醫生當時的態度不太滿意，但很快我就釋懷了，我還記得當天接診時她的臉色：那是一張長期熬夜、睡眠不足的臉。如果把她當成我的親人、我的朋友，我會心疼，會勸她好好休息幾天甚至辭職。
中國的醫患比例已經失衡，而且隨著醫護人員大量流失，醫患比還將進一步惡化。據衛生部2011年統計公報，全國執業(助理)醫師246.6萬人，每千人口執業(含助理)醫師1.82人。在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193個國家中，中國的每千人口執業醫生數排名80位。
中國的醫生，尤其是大量三級以上醫院的醫生，每天面對的是龐大的病人數量，需要在門診、住院、科研、行政等多重任務間奔波。有統計稱，在中國，病歷書寫超過60%的時間;在美國，病歷書寫時間不超過25%，大量行政事務由醫生助理完成。
病人看到掛號的長龍固然會煩躁不已，而醫生看到這一幕，簡直是欲哭無淚。
病人和家屬(比如我)責怪醫生不茍言笑，或許不知道這位醫生已經連續工作了24甚至36個小時;病人責怪醫生出門診遲到，或許不知道這位醫生剛剛做完一臺大手術;病人責怪醫生5分鐘就將自己匆匆打發掉，或許不知道這位醫生一上午要看50個病人，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我曾在產檢時親眼看過，婦產醫院一位50幾歲的主任，一上午看了50個孕婦，一直看到12點多，匆匆吃了三個護士捎來的包子，接著看下午的孕婦。這樣的工作強度，我們職場人士也許偶爾有之，可誰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堅持?又有多少人知道醫生的加班費、夜班費極其微薄，甚至在今年兩會，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看望衛生醫藥界代表時還需要強調，“醫生加班一定要給予加班費”。
換位思考，或許有助于病人加深對醫生的理解。我的一位兒科醫生朋友跟我說過：當家長深夜抱著孩子來看急診時，一看前頭排著一兩百位，肯定會焦慮會煩躁，甚至對醫生和醫院橫加指責;可是換位想一想呢?夜里值班的醫生一看到排著一兩百個病人，而醫生就那么兩個，看一夜也看不完，他們不光是焦慮，簡直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哭一場。
3. 醫生為什么這么恐慌?
這是一位擔任外科醫生的朋友的故事，所以在這里使用他的第一人稱：
我平常去廁所，喜歡多上幾層樓，去老干部門診，你懂的，那里人少，維護好，比普通門診干凈得多。
有一天啊，我看完了最后一個病人，又趕緊往樓上廁所跑，蹲完后一拉門，就看到一個人站在我面前，看著眼熟，應該是我前兩天看過的。我不知道你碰到這種事情是什么感覺，頂多是意外或者納悶吧。但我當時的第一感覺就是恐慌，慌得不得了，不知道他會不會從口袋里掏出刀子，然后開始想著該怎么呼救，怎么逃生。我知道這種恐慌完全是非理性的，我自問是個很干凈的醫生，沒拿過回扣沒收過紅包，跟病人相處得也還算不錯，但我在那一刻就是覺得，一定是自己在哪個環節沒留神，留下禍根了。
兩秒鐘后病人才跟我解釋說，他的檢查結果出來了，有一項特別不好，因為太著急了所以在診室門口守著我，見我一溜煙兒往樓上跑，就跟上來了。
聽完這個笑話，我當時整個人都不好了，既辛酸又難過，既為醫生，也為病人。
邱德拔醫院里張貼著對傷醫零容忍的海報。
由于醫患信息不對等，病人處處疑心，保存證據，不斷從親友或者網絡上獲取疾病信息，由于“以藥養醫”等客觀現實，他們擔心醫生過度檢查過度治療(現在還要擔心醫生是假醫生，醫院被承包)，在首診后往往還會反復看其他專家，造成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甚至有可能貽誤病情。
醫生同樣必須步步為營，可做可不做的檢查為了保險起見，通通做上，不需要用藥的病情無論如何還是要開點藥，以免病人懷疑自己看病太草率，這反過來加重了病人甚至整個醫保體系的負擔。
社會群體之間的互不信任，并不僅見于醫生和患者群體。官民、警民、民商、家長與教師，管理者與員工……這是我們脫離了熟人社會的結果，也與法制不健全有莫大關系。從患者角度來說，一旦出現醫療糾紛，各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的獨立性讓人懷疑，患者擔心求告無門;從醫生角度來說，一旦被患者和家屬毆打，甚至被家屬強迫向死者遺體磕頭，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同樣相當艱難，如果被鑒定為輕微傷，打人者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往往只被關押七天，難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也與其產生的惡劣社會影響不相稱。
4. 最后，讓我們回到陳仲偉醫生的悲劇上
陳仲偉醫生被砍殺事件，至今有眾多事實有待厘清：兇手確診患有精神障礙嗎?從芳村精神病院出院時，他的癥狀是否有所減輕?他的監護人是否盡到了職責?
從現有的少量事實來看，兇手反復糾纏自己的醫生，目標明確、反偵察能力高超，不管其行為顯得有多么不合邏輯，也依舊是此前醫患矛盾的延續，因此這起傷醫事件不僅折射出了醫者的艱難，社會的戾氣，同時還提示出另一個亟待關注的緊迫問題：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康復和監管問題。
精神病人傷醫在近年來頻繁出現，在2015年的10天里就曾發生過三起：
10月23日，廣醫三院住院部發生一起惡性傷醫事件，28歲護士被一名59歲的住院患者持刀刺傷。警方調查顯示，行兇者住院期間經常失眠，心情煩躁，出現幻覺，懷疑醫務人員對其進行迫害。
10月24日，廣東省惠州市中醫醫院菱湖院區急診室內，18歲的實習女護士被病人砍斷手筋，頭皮裂傷。警方證實，行兇者與受傷護士未涉醫患糾紛，此前曾有精神病史。
11月1日中午，一名女子突然闖進河南省長葛市人民醫院，將一名女醫生砍傷。病歷調查顯示，行兇者兩年前曾患“精神分裂癥”接受過治療。
國家衛計委稱，截至2014年底，中國登記在冊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達到429.7萬例，但以廣東為例，其中僅有四成送院治療，大量有風險，隨時都可能發病、危害社會的精神病人并沒有登記，散落在社會上，或者即使登記了，但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入院治療，精神病患者傷人的事情因此時有發生。
中國的重癥精神病患者無法得到正規的治療和監護，除了和本人與監護者缺乏認識有關，也與醫患比例失調有著莫大的關系。2013年的數字，在國際精神衛生行業，平均每10萬人中有4名精神科醫生、13名護士;而我國是1.5名精神科醫生和2.2名護士，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精神科醫患比，一位精神科醫生要面對840名患者。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數字，而且有可能繼續惡化。
說到醫生流失，很多人關注的是兒科、全科、急診科醫生流失現象，殊不知精神病科的醫生同樣流失嚴重，最大的癥結在于醫護人員付出的代價與其收入完全不相稱。一位醫生對我說：“精神科是收入最低的，而精神科專業是最難的，也是最危險的。醫護人員上班時間被傷害數不勝數，連工傷都算不上。陳仲偉醫生碰到的事情，我同樣也碰到過，只不過運氣好，現在還安穩地活著。”
陳仲偉醫生的悲劇，既帶有特殊性——兇手高大健壯、具有刑偵能力，尾隨進入保安嚴密的醫院宿舍，僅因25年前的一顆烤瓷牙變黃就殺人自殺;同時具有普遍性——精神病患者或偏執型人格的患者傷害醫生、無差別攻擊路人的事例已經越來越多，如果不在保障精神病人權益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診治和監護，陳仲偉醫生的悲劇確實有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陳醫生被害事件的后果，更值得每個人深思。某新聞門戶對該事件的熱門評論是“干得漂亮”，某些醫院和醫學院禁止醫生和醫學生前往廣州英雄廣場公開悼念陳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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