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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名人故事:朱自清的清貧史
朱自清一生勤勉,記日記為日常功課。他的兩卷日記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觀察某類民國文人經濟狀況的一個絕好樣本。簡而言之,朱自清日記是一部知識分子的貧困史。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中國名人故事:朱自清的清貧史,歡迎大家分享。
翻開日記第一頁,就有觸目驚心的兩條借貸記錄:1924年7月29日“晚與房東借米四升,舊歷年關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據而歸,甚矣”;30日“午后向張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學畢業,赴江浙任教,先后輾轉杭、揚、滬、溫、甬。此時的他已有兩個子女,正同時在省立四中和春暉中學任教,奔波于寧波與上虞之間。雖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療饑。
1925年,朱自清成為清華教授,一直到“七·七”事變后隨校南遷,為時12年。此期朱自清經歷頗多:先為六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武鐘謙病亡;歐游訪學;和陳竹隱戀愛、結合;父親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說,戰前這段經濟較為穩定,清華教授待遇不薄,本該是他生計最寬裕的時期,但因家累進一步加重,所以仍時時捉襟見肘。1932年12月9日日記中說:“錢與文字皆覺其少;錢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舉債、還債的記錄在此期日記里俯拾皆是。
昆明時期,百物騰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為清貧一族。朱自清負擔尤重:多病的夫人不習慣昆明環境,帶著孩子長住故鄉成都,他定期將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個未成年子女寄養揚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費;長女采芷工作無著,也賴他不時資助。陳竹隱來信常為告急,揚州方面則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與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領薪,朱自清第一時間分寄各處,自己所留無幾。如1941年5月10日,“兌得現錢共八百九十多元,還債與寄錢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費”。他不得不“開源節流”。節流,到了自奉至簡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飯,或到朋友家蹭飯,因飯菜粗硬、食無規律,胃病長期不愈;穿,則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趕馬人的藍氈“一口鐘”到昆明城里授課,成為聯大一景。至于“開源”,無非是多寫文章、多做業余兼職。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師。即便如此,仍時有青黃不接的情況,他就只能頻頻借債,拆東墻補西墻。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當鋪打交道。典當、寄賣成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飯”。特別是在1942到1943年間,他隔三岔五地跑寄賣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網球拍、大字典、燈泡、行軍床、被單、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討價還價,有時為了一件物品的價格,連續跑幾家寄售行,還常受奸商的氣。1942年4月8日,為行軍床估價事妥協于商家,日記寫道:“估價者系一少年,其人極有口辯,力言帆布已破,僅可按床架論值。”朱希望能賣120元,但少年僅肯給50元。“事后思之,實所不甘。而竟惑于該少年之妄說,草草立據……少年實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讀到這些憤激無奈之辭,最令人心酸。
日記非為發表而作,自可率直無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記中大嘆苦經。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與經濟條件較為優越的摯友葉圣陶傾談后,寫道:“圣陶確有勇氣面對這偉大的時代。但他與我不同,他有錢可維持家用,而我除債務外一無所有。”幾天后又說:“我嘗到經濟拮據而產生的自卑感。”不過哭窮歸哭窮,另一個事實卻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貧窮的同儕們,在困厄中堅守知識者崗位,維持西南聯大弦歌不絕,育才無數,在云貴高原上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個人筆耕不輟,遺著煌煌五百萬字。有人戲稱中國牌知識分子“價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華園后兩年,朱自清因嚴重胃潰瘍不治身亡。次年毛澤東熱烈表彰了他和聞一多這兩位“民主斗士”,說他“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朱自清因此死后哀榮,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識分子表率。“餓死”之說言過其實,但又不能說和長期的窮厄無關。五十而歿,正當人文學者的黃金年齡,這自然是朱自清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損失。
拓展:朱自清與陳竹隱情如潭水的故事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絕美國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簽名。一個多月后,他因胃潰瘍穿孔住進了醫院,想不到手術后引起并發癥,一代文學大師就那樣匆匆而去。
那一年,他剛剛50歲,她才45歲。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傷,帶著他們的9個子女孤獨地走過42年,把他們一一培養成人。42年后,她安詳離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過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卻從來沒在子女們面前開啟。那保存完好的75封書信,是她辭世7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時意外發現的。紙張已泛黃,卻都保存完好。
這是75封愛的書信,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如癡如醉的愛情表白,一個女人孤獨又沉默地守著它們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寫給妻子陳竹隱的愛情書簡,向世人洞開了文學大師的一段動人心魄的愛情往事。
認識陳竹隱的時候,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亂不堪。那時,朱自清的結發妻子武仲謙已病逝一年多,給他留下6個孩子,最大的也不過10歲,最小的女兒尚在襁褓中。一個靠教書養家的窮教授,要照顧身邊的6個稚子,那份艱難可想而知。朋友們看不下去,勸朱自清續弦,卻每每被朱自清拒絕。在朱自清的心里,雖然與亡妻是包辦婚姻,可數年的相守,一餐一飯里積下的深情,足以讓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朋友拉著去與陳竹隱相見的。他們誆他說去酒樓會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著前往。后來成為他的妻子的陳竹隱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文雅正派,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顯得有些土氣。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笑著說,‘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
然而,那雙土氣的雙梁鞋,并沒有為朱自清的形象打折,陳竹隱決意與他交往下去。初次見面,陳竹隱也給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龐,短短的頭發,落落大方的談吐,陳竹隱與朱自清逝去的前妻不同,她似一株清新的荷,帶給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陳竹隱,這個比朱自清小了5歲的女子,雖然出生在一個貧寒之家,又早早經歷了喪父喪母之痛,卻堅忍好學,她自四川省立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讀書。陳竹隱聰穎好學,她學國畫、學昆曲,在這兩方面有著很深的藝術造詣,再加上她性格開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既有少女的羞澀,又有女兒般的頑癡,他們很快就墜入愛河。30年代北京的電影院,雖然沒有上海街頭電影院的奢華,卻也是年輕男女談戀愛的好去處。他們相約一起吃飯、看電影,開始了頻繁的約會,也開始了書信來往。
細細研讀那些愛情書簡,不難發現,在他們的書信中,隨著二人感情的發展升溫,他們對彼此的稱呼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稱陳竹隱為“竹隱女士”,落款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稱她為“竹隱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們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隱弟”已變為更親切的“隱弟”,“自清”只余一個“清”字……再以后,他在給她的信里,稱呼不斷變來變去:“隱,一見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來,我更喜歡看你那暈紅的雙腮,黃昏時的霞彩似的………親愛的寶妹,我生平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很害怕真的會整個兒變成你的俘虜呢!”由最初的“女士”到“親愛的寶妹”,他們的愛情也由最初月下朦朧嬌羞的荷慢慢綻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彼時,兩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戀人,只是誰也沒有勇氣提出結婚二字。一個二十幾歲的青春少女,還來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與溫馨,就要成為6個孩子的母親。那副擔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愛情樹,又能否在那煙火日子里常青下去?她猶豫了。
那年寒假,她開始刻意地躲他,卻躲不開牽掛與相思。等她再次捧讀他的信,聽他在信上傾訴他的思念之苦,說他的胃又開始疼痛。她的心,輕輕地痛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寫:“竹隱,這個名字幾乎占了我這個假期中所有獨處的時間。我不能念出,整個人看報也迷迷糊糊的!我認為自己是個遇事鎮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現在是怎樣的迷亂啊。”
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飛蛾,撲向那團燃得正烈的愛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個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上海杏花村酒樓舉行婚禮。那時,他們剛好相識兩周年。
此后,他們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畫卷。婚后的陳竹隱,幾乎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藝術夢想,畫筆塵封,昆曲高擱,她把所有的心思,撲在了那個家上。家里人口多,單憑朱自清教書著書的收入來維系,日子總是過得緊巴巴的。陳竹隱從來沒有埋怨過,為了湊足給孩子請家庭教師的錢,她甚至悄悄跑到醫院去賣過幾次血。
抗日戰爭爆發后,朱自清帶著家人隨校南遷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濟。為了減輕朱自清的負擔,讓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陳竹隱毅然帶著孩子們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個人挑起了那個家的重擔。從此,一個在成都,一個在昆明,相距遙遙,隔開的只是他們的人,亂世里,兩顆相依相戀的心卻從未有一日放下對彼此的思念與牽掛。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萬水回成都探親。山一程,水一程,關山重重,他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因為家里有愛他和他愛的妻兒在等著他。
從相戀到結婚,從結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一起相守的時光不過短短的十幾年。十幾年的短暫歲月,他眼里再無其他的風景,她心里裝著的全是他。他們的愛,一如散文大師筆下清麗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風,純凈得不摻任何雜質,綿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讓人羨慕慨嘆。如今,斯人已逝,重讀昨天的信簡,那份愛,卻依舊能輕輕撥動世間紅塵男女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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