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余秋雨
《文化苦旅》是當代學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如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整理的文化苦旅余秋雨，希望大家喜歡。
文化苦旅余秋雨
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海內外講學和考察途中寫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書主要包括四部分，分別為如夢起點、中國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
全書憑借山水風物來尋求文化靈魂和人生真諦，探索中國文化的歷史命運和中國文人的人格。該書獲得了全國金鑰匙圖書二等獎，上海市優秀圖書一等獎，上海市第二屆文學藝術成果獎，臺灣最佳讀書獎。
《文化苦旅》由自序、后記和37篇文章組成，主要內容有：
通過一個個古老的物像，描述大漠荒荒，黃河文明的盛衰，歷史的深邃蒼涼。
以柔麗凄迷的小橋流水為背景，形神俱佳地表現了清新婉約的江南文化和世態人情。
通過文化人格、文化良知的描述和回憶，展示了中國文人艱難的心路歷程以及文化的走向。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自然背景下的人文氣息
《文化苦旅》雖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卻與常規的“游記”大相徑庭：其重心并非見聞描述，也非一般意義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記特有的“輕快筆調”，反而“一落筆卻比過去寫的任何文章都顯得蒼老”。這“蒼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點和終點不止于地域和空間，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歷史，從身體的艱難跋涉到心靈的強烈沖擊，作者不僅僅是用眼睛來欣賞景物，而且把對歷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個地方，總有一種沉重的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使我無端地感動，無端地喟嘆我站在古人一定站過的那些方位上，用先輩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著很少會有變化的自然景觀，靜聽著與千百年前沒有絲毫差異的風聲鳥聲，心想而中國文化的真實步履卻落在這山重水復、莽莽蒼蒼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靈性，成了一個充滿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無語，只要來一二個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遠的文化內涵也就能嘩的一聲奔瀉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這種奔瀉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這個人日漸物化的時代，余秋雨卻在廣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與人內在精神的和諧統一。雖然，《文化苦旅》的風格并不統一，但深深思考，細細咀嚼后，就會發現這些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設計意象”“想借山水古跡探尋中國文人艱辛跋涉的腳印。”再具體一點則是寫《江南小鎮》時的自白：尋求“一種再親昵不過的人文文化”，“一種把自然與人情搭建得無比巧妙的生態環境。”“人生苦旅的起點和終點”。
“文人腳印”與“人生苦旅”仿佛鏡頭與濾光鏡，一經重疊，登時聚現作家“文化人人生苦旅”這一“取景框”。背景（地域、景物）盡管移動變更——從文化勝地、名城到罕為人知的古人足跡，到原始洞穴、鄉間小鎮、海外僑居地；從牌坊、筆墨到夜雨、夜航船前景中飄然來去的卻是一類人（文化人及少數與文化史有密切關系的非文化人）：詩人、畫家、皇帝和官員、學者、鄉村教師還有一個不識字的王道士。即使有些人的行跡已被知曉了，這次卻是面對面的感受他們呻吟、掙扎和深藏的哀傷和遺憾。
有對民族屈辱歷史的感嘆，有對愚昧的中國道士乃至一切賣國者的批判，有對中國古代燦爛文化被毀的悲哀，對于王圓篆這個“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進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個人想到一個民族，將其視之為“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那里，一個古老民族在滴血。“對著慘白的墻壁，慘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腦中是“一片慘白”，“想”攔住他們的車隊，又怎么辦？情感的痛苦變為思想的痛苦，對個人的批判，引發了對民族文化的感嘆和對古代中國官僚的沉重批判。與此同時，余秋雨對莫高窟的燦爛藝術，又有著深切的熱情，“它們為觀看者而存在，期待著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現了兩個長廊：“藝術的長廊和觀看者的心靈長廊”，出現了兩個景深：“歷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種警醒：“我們是飛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揚、低落、升華，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顯示出中國學者特有的文化心態和生存心態， 正因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專揀歷史名勝，雖未脫中國文人之俗氣，但畢竟體現了當代學者的幾許純情和執著。
歷史背景下的審美心理
縱觀余秋雨的散文創作，其中的抒寫內容多與歷史有關，從《道士塔》、《莫高窟》到《風雨天一閣》、《這里真安靜》莫不如此。這決不是簡單的好古激情，而是一種復雜的審美，一種從過去的歲月中尋找自己與發現現實的過程。余秋雨“談論”昔日往事的功能是把理性的借鑒和感性的激情沖動結合起來。倘若僅作“借鑒”，那便有功利主義嫌疑；很明顯，余秋雨之于歷史的回憶與追蹤，其中雖有提供“借鑒”或者啟示的鏡子意味，但絕非僅僅如此，因為從他那些數量可觀的作品中，不難感悟到某種相當濃郁的展示人生或命運（包括歷史命運）的思情氣息：特別是那些與現實與將來相關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這，便是審美的沖動，而不是歷史學了。余秋雨散文較少那種歷史學或文學領域所有的斷語與結論：“他的抒寫是含蓄的、微妙的，即便是那種理論家或史學家的嚴謹審慎，也被悄悄地埋藏在嘆息與感慨之中。”“他只是輕輕地拂去時光造就的塵埃，進而深情地撫摸歷史的肌膚，或更加細致去剝落包裹于往昔身體上的堅韌外殼，從而把曾經發生過的人文變遷、人事更迭及藝術現象袒露在讀者面前，并引誘讀者踏進那個被牽引而至的往昔時空，去享受品味的快樂。”在這里，歷史的回味與追蹤，只是一處傳達心靈感受的博大場所，只是文化精神、傳統氣韻以及種種與社會與人生與命運相關的意蘊體現的一個媒介。余秋雨散文蒼老，正是由于他所描寫的對象蒼老、悲涼之故，而這恰恰造就了余秋雨散文不同他人的魅力。余秋雨說：“作不成現代人，是悲哀的；斬斷了自己生命根源的現代人，就更悲哀了。”所以余秋雨執著地在歷史長河中找尋現代文化的出路，民族精神文明的出路。他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處于社會結構的中心，他們創立了民族文化的價值體系，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代表。所以余秋雨在散文中更多地是對古代文人的考察、思索；妄圖在這里找到一種健全的文化人格，正確的文化走向。
在考察中，余秋雨發現“在文化品位上，他們（知識分子/文人）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求仕”、“愚忠”使他們被封建專制所挾制。心中永遠被“升遷”、“貶謫”的可能所囿限，這就導致了傳統文化精英的處境以及心理上的兩難進而形成了中華民族文化人格的復雜性。
一方面，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這是對文化事業矢志不移的靈魂支點。天一閣藏書的歷史就是“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跡。”閃耀著范欽乃至范氏整個龐大藏書世家健全人格的光輝（《風雨天一閣》），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現代延續則使中國“有過了一種冰清玉潔的政治綱領。”他的自信，他的人格以對自然的征服而樹立（《都江堰》）。張謇不做“狀元”名號的殉葬品，而以自己的行動昭示：“真正的中國文人本來就蘊藏著科學之外的蓬勃生命。”（《狼山腳下》）顯然，在余秋雨看來，這是三種典型形式的自我選擇，是傳統知識分子最“健全而響亮”的人格體現。
另一方面，中國的貶官文化，包容著更復雜更多層次的內蘊。中國文人由于辭章入選為一架僵硬機器的零件，為官顯赫時為文多不足觀，而一旦罹禍，多半被貶謫流放到未開化的蠻荒之地，但對于這些文人，“災難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并進入最佳寫作狀態，“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于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后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跡。”“文化和自然互相生成”，“人們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游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洞庭一角》）
然而，所謂寧靜淡泊的孤傲，梅妻鶴子的灑脫中更多伴和著的卻是知識精英自身從優選擇的失誤。正是，“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群體性的文化人格上趨黯淡。”（《西湖夢》）同樣，這種失誤也深刻地體現在文人手中的一支毛筆上。一方面，他們不斷磨墨，寄情于書法；另一方面卻“過于迷戀承襲，過于消磨時間，過于注重形式，過于講究細節。”使“本該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越來越趨向于群體性的互滲和耗散”。（《筆墨祭》）所以余秋雨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文明的突進正因此被滯礙。
文化苦旅至此，余秋雨雖然無法透過文人千年的無奈指明最終的精神出路，但其批判的精神指向卻是極其明確的。他力求盡可能全面地體現中華民族文人人格，并且已經在批判，比照中呼喚“健全而響亮的文化人格。”這呼喚透過精英文化失落的迷障，應和了中國自古以來學者的特有使命：啟蒙人的精神。懷古傷今，談古論今，作者的腳步到達哪里，情感與思緒就在哪里流淌。心游歷史時空，與古人對話、與精靈交語，大江東去，卻無法淘盡的風流人物一個個躍然紙上。眼前景物與歷史時空交匯，歷史獲得了當代性闡釋、歷史事件獲得了當代性評判，與此同時當代史又獲得了一種歷史溝通，當代文化又獲得了一種歷史解釋。余秋雨的散文就是沉浸在這種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和感嘆中。[5]
人生背景下的滄桑慧悟
《文化苦旅》，大約是余秋雨在讀書理論之中引發的對祖國山河的一種向往，在其中所表現的歷史蒼茫感，對歷史古跡和歷史人物的身世憂患感源于一種生命的感喟，生命是如此博大，生命又是如此多舛；生命是如此轟轟烈烈，生命以是如此寂寞難奈。余秋雨散文有一種穿不透生命秘密的茫然感，又有一種看透生命的虛無感。人生在世不免向往轟轟烈烈，但回頭發現歷史一切皆枉然。微小的生命可能留下深刻和啟示，偉大的生命也可能留下不盡的遺憾。生命等待啟示，歷史正在訴說，余秋雨散文設置了這樣一種生命的歷史空間。
思使人睿智、深刻；思使心靈開闊，使靈感汩汩噴發，使藝術的想象奔突傾涌，而真正的思者又必有一顆情感豐潤的高尚的心靈。余秋雨就是這樣心靈的激情對理性的滋潤及其相生相長，成為《文化苦旅》的主要特質。他用富有個人魅力的評議使《文化苦旅》不僅閃爍著理性的光澤又浸漬著藝術想象的激情。
如《莫高窟》一文中，他寫自己被莫高窟的藝術震撼后的感觸，“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終活著，血脈暢通，呼吸勻停，這是一種何等壯闊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藝術家前呼后擁向我走來，每個藝術家又牽連著喧鬧的背景，在這里舉行著橫跨千年的游行，紛雜的衣飾使我們眼花繚亂，呼呼的旌旗使我們滿耳轟鳴。”而莫高窟藝術之神奇又在于“它是一種狂歡，一種釋放。在它的懷抱里神人交融時空飛騰，于是它讓人走進祖籍，走進寓言，走進宇宙意識的霓虹，在這里，狂歡是天然秩序，釋放是天賦人格，藝術的王國是自由的殿堂。”這清晰美妙的意象已經寫活了千年的標本：他止不住心靈被藝術震撼的喜悅，又以捷勁飛揚的節奏釋放激情。情感的飛騰與深刻的藝術感悟和生命體驗渾圓一體，形成酣暢淋漓，飽滿質實的抒情特質。
還有如《華語情結》中以山岳喻語言，來表現華語的博大幽深代代承傳，他寫道：“就是這種聲音，就是這種語匯，就是這種腔調，從原始巫覡口中唱出來，從孔子莊子那里說下去，從李白杜甫蘇東坡嘴里哼出來，響起在塞北沙場，響起在江湖劃澤”這都說明余秋雨把理性的思悟融入了形象中，把藝術想象中，把藝術想象融合理性的寫作方式并以此表明他生命質感的充盈，情思的精湛，以意馭辭的自由。
前面已經說過，余秋雨觀照的是留著中華民族蒼莽步履的人文山水。這里要表明的是，他對文化人格存在內蘊的深刻探尋，已經突破了散文長期被拘禁于個人生活瑣事及人生常態的狹窄視界，沖破了散文以所謂“小感觸”、“小體會”、“小哲理”之精致見長的舊審美規范，而以自己強烈的開拓意識和啟人深思的力度實現了散文界追求多年的審美超越，開放、廣博視野帶來余秋雨文學視角的變換，使文思流動、開放、豐富、多向，而迥異于因襲的直線式、單向度的抒寫方式，如《西湖夢》多少文人作家寫過西湖，但真正從西湖的碧水柔波看出它在中國人文景觀上獨具的內蘊的又有幾位，所謂“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只是人對自然的淺層次情感反應，只有以這種激動為情感喚起，并能進而深刻地體悟自然獨具的人文內涵，生命意味者才真正感知了自然的生命力，綠綠的西湖水漣漪陣陣，《西湖夢》便將山水的停滯，人性與非人性等人格、道德、社會的多重思路一一鋪展，在這多向的流動中再識了中國文化人格的復雜性.。“《西湖夢》是散文界對西湖的全部詮釋。也是散文的新法度。在余秋雨筆下，山水景觀，人文世態，歷史變遷，自我生命體驗渾然一體，行止于古今之間，盤旋于歷史文化長河，而又返歸于存在之境、風云舒卷、眾流交匯、不拘法度，確是心游萬仞而能錯落鋪排，舒徐自由。”余秋雨散文之所以能如此雄渾流轉，瀟灑暢達，全在乎作者深邃而敏銳地慧悟。
哲學背景下的審美情趣
余秋雨對本民族審美經驗的認同，那就是崇尚安居樂業，質樸平和，陰柔坤靜的審美趨向，他總是強調“寧靜”、“寧謐”和“實在”。因為他深知人生不論如何喧囂、奇瑰，最終總要走向平緩和實在，所以他說“給浮囂以寧靜，給躁急以清洌，給高蹈以平實，給粗獷以明麗”，“人生才見靈動，世界才顯精致，歷史才有風韻。”（《沙原隱泉》）只有在遠離嘈雜的寧靜中，人才能“重新凝入心靈”，才能靜聽自然的聲音，而中國文人也多是在寧靜的狀態中才能有所成就。作者的這種“寧靜觀”在《江南小鎮》最為明顯：“我到過的江南小鎮很多，閉眼就能想見，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橋，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樓板底下就是水，石階的埠頭從樓板下一級級伸出來，女人正在埠頭上浣洗，而離他們只有幾尺遠的烏蓬船上正升起一縷白白的炊煙，炊煙穿過橋洞飄到對岸，對岸河邊有又低又寬的石欄，可坐可躺，幾位老人滿臉寧靜地坐在那里看著過往船只比之于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河邊由吊腳樓組成的小鎮，江南小鎮少了那種渾樸奇險，多了一點暢達平穩。它們的前邊沒有險灘，后邊沒有荒漠，因此雖然幽僻卻談不上什么氣勢；它們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終比較滋潤的生活方式并沒有讓它們保留下多少廢墟和遺跡，因此也聽不出多少歷史的浩嘆；它們當然有過升沉榮辱，但實在也未曾擺出過太堂皇的場面，因此也不容易產生類似于朱雀橋、烏衣巷的滄桑之慨。總之，它們的歷史路程和現實風貌都顯得平實而耐久，狹窄而悠久，就像經緯著它們的條條石板街道。”對那暢達平穩，淡泊安定的風貌，余秋雨頗為贊賞，他說；“像我這樣的人也愿意居于這些小鎮中。”“反正在我心目中，小橋流水人家，莼鱸之思，都是一種宗教性的人生哲學的生態意象。”他說，真要隱居，最佳的方式“莫過于躲在江南小鎮中了。”
與這寧靜、陰柔相一致的是中華傳統藝術心理中對“苦行”的推重，藝術是精神凈化的升華，必以苦行而達到內心充實，吟詩作畫必以廢寢忘食為取得成就的前提，孔子言“三月不知肉味。”是從藝術的沉醉角度談到苦行的。中國傳統文人習練書法，便需苦行，磨了幾缸水，寫壞許多筆，方可“入木三分”之妙，這都是“靜心”的苦修，其實《文化苦旅》中嵌生個“苦”字，表明了作者行程之苦，修行之艱。正像他自己所言：“‘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滄桑感引發出人生滄桑感。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回憶，這種回憶又滲入了筆墨之中。連歷史本身也不會否認一切真切的人生回憶會給它增添聲色和情致，但它終究還是要以自己的漫長來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線條來勾勒出人生的局限。”
余秋雨借助散文這種極富親和力的文體反思文化，以獨特的審美視角和生命哲理，把智性滲入景觀，把學理融入世俗，以飽蘸人格情感的筆觸闡釋自然山水，超越了對有形的自然景觀的欣賞和贊嘆。余秋雨寫歷史散文，不單純地借景抒情。而是給歷史真實的形象還原。戲劇專家余秋雨的思維場中比一般文化史學家多了一個舞臺或屏幕，習慣于藝術的形象思維的特殊品質產生了他獨特的“歷史造象”的散文風格，比一般文藝家，他又多著史學和文化學兩個視角，它們同人學視角重合顯現了余氏散文的特別景觀：文化與歷史在他眼里成為一個又一個真實而具體的生命過程，活的歷史生命的標本。用他的話可以說他給自己散文確定了如下任務：“還歷史以真實，還生命以過程。”余秋雨用生命哲學構筑的話語“復活”了歷史，與人性相通的歷史景觀成為其精神的依托和理想的承載，二者在互闡互釋過程中彼此生成了一種以文化人格、生命價值為本位的話語，進而溝通了景和情、雅和俗等美學層面，顯露出獨特的審美心理和審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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