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指南錄》

　　《指南錄》是南宋文臣文天祥自編的一部詩集，標題取自詩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下面是小編整理這部詩集的知識信息，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指南錄》該詩集創作于南宋王朝快要滅亡之時，文天祥正在被元軍驅北行途中，在南方多個地方輾轉流離。他在患難之中寫詩紀錄自己的經歷并編輯成詩集，全集共四卷。

　　創作背景

　　南宋末年，元軍對南宋朝廷窮追猛打，南宋王朝岌岌可危。這時文天祥毅然赴北上，準備以言辭說服元軍撤退。不料卻被元軍羈留，不得南歸。在被羈押期間，文天祥創作了詩集中的詩歌，如：被押往北方時作《紀事(二)》;他準備自殺，但被同行的家鉉翁勸阻后重新振作，作《使北序》;在被押送到謝村時，文天 祥差點逃掉，但又被劉百戶追回，作《聞難》等等。

　　后又經歷了多重困難：“出門難”、“出巷難”、“出隘難”、“候船難”、“上江難”、“得風難”、“望城難”、“上岸難”、“入城難”，并直接以這些磨“難”為題寫下多首詩。

　　書名寓意

　　文天祥在逃經黃海駛離揚子江(即長江)頭時，寫過一首絕句《揚子江》“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因南宋在南方，故此處用“南方”指代南宋王朝，用“指南”二字命名意味著他心指南宋、冒死南歸。

　　目錄

　　自序，后序

　　第一卷

　　赴闕，所懷，自嘆，鐵錯，和言字韻，愧故人，求客，紀事，紀事，紀事，信云父，則堂，思蒲塘(陳)，思方將軍，唆都，二王，氣概，使北

　　第二卷

　　杜架閣，聞雞，命里，留遠亭，平江府，無錫，吊五木，哭尹玉，常州，鎮江，渡瓜州，吊戰場，回京口，思小村(劉)，沈頤家

　　第三卷

　　脫京口，定計難，謀人難，踏路難，得船難，紿北難，定變難，出門難，出巷難，出隘難，候船難，上江難，得風難，望城難，上岸難，入城難，真州雜賦，天下趙，題蘇武忠節圖，議糾合兩淮復興，出真州，至揚州，賈家莊，揚州地分官，思則堂先生，高沙道中，至高沙，發高沙，稽莊即事，泰州，卜神，旅懷，懷則堂實堂，貴卿，懷太夫人，即事，紀閑，聲苦，即事，發海陵，聞馬，如皋，聞諜，哭金路分應

　　第四卷

　　懷楊通州，海船，發通州，石港，賣魚灣，即事，北海口，出海，漁舟，揚子江，使風，蘇州洋，過揚子江心，入浙東，夜潮，亂礁洋，夜走，綠漪堂，過黃巖，至溫州，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和自山，林附祖，呈小村，二月梅，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即事，所懷，自嘆

　　(以上目錄內容來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指南錄》 ，后序即《指南錄后序》)

　　作品鑒賞

　　把《指南錄》里的詩序串聯起來看，就會發現這些詩類似于一篇現代意義上的自傳體小說，完全具備了小說的各種要素，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主要表現在人物形象、藝術手法等方面：

　　藝術手法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曉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至揚州》序之八)在短短幾句話中，通過心理描寫、動作描寫以及直接抒情，將自己依違難從、倉皇無路的艱難窘迫之態寫盡。作者還講究語言表達藝術，如句式整散結合，運用頂針的修辭手法，簡練而精確的敘述語言，從而加強了序文的可讀性 。

　　人物形象

　　這些詩序描繪了一幅生動的人物畫廊，其中有些人物形象非常生動。像賣國賊賈余慶的無恥，北酋的狡猾等，都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作者筆下的自我形象和義士杜滸的形象非常鮮明、飽滿。

　　文天祥指南錄后序原文譯文

　　原文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修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邀當國者相見，眾謂予一行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于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

　　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于前，賈余慶獻諂于后，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帥失信，數呂師孟叔侄為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

　　未幾，賈余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于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臺，以至于永嘉。

　　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經北艦十余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莊幾為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救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尸中，舟與哨相后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為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來三山，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來者讀之，悲予志焉。

　　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馀僇;所求乎為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余責。將請罪于君，君不許;請罪于母，母不許;請罪于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死猶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修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后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選自《四部叢刊》本《文山先生全集》

　　譯文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樞密使，統率全國各路兵馬。當時元兵已經逼近都城北門外，交戰、防守、轉移都來不及做了。滿朝大小官員會集在左丞相吳堅家里，都不知道該怎么辦。正當雙方使者的車輛往來頻繁，元軍邀約宋朝主持國事的人前去相見，大家認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禍患。國事到了這種地步，我不能顧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還可以用言詞打動的。當初，使者奉命往來，并沒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虛實，回來謀求救國的計策。于是，辭去右丞相職位，第二天，以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前往。

　　剛到元營時，據理抗爭，言詞激昂慷慨，元軍上下都很驚慌震動，他們也未敢立即輕視我國。可不幸的是，呂師孟早就同我結怨，賈余慶又緊跟著媚敵獻計，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國，國事就不可收拾了。我自料不能脫身，就徑直上前痛罵元軍統帥不守信用，揭露呂師孟叔侄的叛國行徑，只要求死，不再考慮個人的利害。元軍雖然表面尊敬，其實卻很憤怒，兩個重要頭目名義上是到賓館來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圍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國了。

　　不久，賈余慶等以祈請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軍驅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單。我按理應當自殺，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說：“將要有所作為啊!”到了京口，得到機會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虛實情況告訴淮東、淮西兩位制置使，相約他們聯兵討元。復興宋朝的機會，大概就在此一舉了。留住了兩天，駐守維揚的統帥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只能改變姓名，隱蔽蹤跡，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為躲避元軍的騎兵出沒在淮河一帶。困窘饑餓，無依無靠，元軍懸賞追捕得又很緊急，天高地遠，號呼不應。后來得到一條船，避開元軍占據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過揚子江口，進入蘇州洋，展轉在四明、天臺等地，最后到達永嘉。

　　唉!我到達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罵元軍統帥該當死;辱罵叛國賊該當死;與元軍頭目相處二十天，爭論是非曲直，多次該當死;離開京口，帶著匕首以防意外，幾次想要自殺死;經過元軍兵艦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邏船只搜尋，幾乎投江喂魚而死;真州守將把我逐出城門外，幾乎彷徨而死;到揚州，路過瓜洲揚子橋，假使遇上元軍哨兵，也不會不死;揚州城下，進退兩難，幾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圍中，元軍數千騎兵從門前經過，幾乎落到敵人手中而死;在賈家莊幾乎被巡察兵侮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郵，迷失道路，幾乎陷入沼澤而死;天亮時，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邏的騎兵有好幾十，幾乎無處逃避而死;到了高郵，制置使官署的通緝令下達，幾乎被捕而死;經過城子河，在亂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敵方哨船一前一后行進，幾乎不期而遇被殺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擔心無罪而死;經過海安、如皋，總計三百里，元兵與盜賊往來其間，沒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幾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條小船渡過驚濤駭浪，實在無可奈何，對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過是晝夜之間的事罷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這樣境界險惡，壞事層疊交錯涌現，實在不是人世間所能忍受的。痛苦過去以后，再去追思當時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難中，有時用詩記述個人的遭遇，現在還保存著那些底稿，不忍心廢棄，在逃亡路上親手抄錄。現在將出使元營，被扣留在北門外的，作為一卷;從北門外出發，經過吳門、毗陵，渡過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的，作為一卷;從海路到永嘉、來三山的，作為一卷。我將把這詩稿收藏在家中，使后來的人讀了它，為我的志向而悲嘆。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運了，可幸運地活下來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個忠臣，國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還是有罪的;要求做一個孝子，用父母留給自己的身體去冒險，即使死了也有罪責。將向國君請罪，國君不答應;向母親請罪，母親不答應;我只好向祖先的墳墓請罪。人活著不能拯救國難，死后還要變成惡鬼去殺賊，這就是義;依靠上天的神靈、祖宗的福澤，修整武備，跟隨國君出征，做為先鋒，洗雪朝廷的恥辱，恢復開國皇帝的事業，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誓不與賊共存”，“恭敬謹慎地竭盡全力，直到死了方休”，這也是義。唉!像我這樣的人，將是無處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喪身在荒野里，我雖然正大光明問心無愧，但也不能掩飾自己對國君、對父母的過錯，國君和父母會怎么講我呢?實在料不到我終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見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國的土地上，我還有什么遺憾呢!還有什么遺憾呢!

　　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號為景炎，廬陵文天祥為自己的詩集作序，詩集名《指南錄》。

　　內容簡介

　　《指南錄》共分四卷，計一百零六題，一百八十首詩，所寫內容的時限，從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農歷正月二十日文天祥赴臨安北郊元營談判被扣留，至五月二十六日脫險抵行都福州，然后又轉戰南劍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長汀）、龍巖等地，一直到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五月麥熟時節。此書的前三卷大多寫于出使北營，鎮江脫逃，以及蘇北流亡、海上漂泊途中，其中蘇北流亡一段生活主要寫元軍的追捕，也寫土匪的欺凌，歷盡艱險，九死一生。詩情慷慨，風格沉郁，筆調傷痛，在抒寫救國壯志的同時，有時不免流露失策后的沮喪、懊惱以至傷感的情緒。第四卷則寫于到達永嘉（今浙江溫州）之后，詩情如潮，節奏輕快，設色明朗、筆調昂揚。此書真實記錄了一位以身許國、堅貞不屈的民族英雄的悲壯心聲，表現了文天祥高貴的民族氣節，愛國主義精神貫穿全書始終。

　　創作背景

　　文天祥一生處于風雨飄搖的南宋末期。那時，北方地區正有一股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崛起，蒙古貴族統治者多次發動對南宋的侵略戰爭，嚴重威脅南宋的安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元兵沿江東下，直逼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杭州）。正在贛州知州任上的文天祥響應勤王號召，募集萬人，起兵抗敵。他臨危受命，擔任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全國兵馬。但是投降派左丞相陳宜中卻假借太皇太后謝氏的名義，派人把傳國王璽、降表和尚未淪陷的兩浙、福建、江東、江西、湖南、兩廣、兩淮、四川等州路的地圖獻給元軍統帥伯顏，宣告宋朝投降。臨安局面頓時陷于癱瘓，城中將兵紛紛自往納降，南宋陷入“戰、守、遷皆不及施”（《指南錄后序》）的困境。文天祥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出使元營談判，意在逼迫元兵退出臨安北郊皋亭山；即使無效，也可借此探得元兵虛實，歸來求救國對策。不料敵方背信棄義，將他扣留，并逼他隨祈請使到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求和。北行途中，滯留京口（今江蘇鎮江）等待渡江，他趁機逃出魔掌，在蘇北揚州、高郵、淮安一帶輾轉流亡，屢遭危險，虎口余生，終于到達尚未淪陷的通州（今江蘇南通）。他得到了通州知州楊師亮的支持，在石港物色了一艘販賣私鹽的船只，涉海南歸，終于回到已經遷往福州的南宋朝廷。一路上，文天祥以詩紀事，抒懷，諸如應詔勤王、出使談判、京口脫逃、蘇北流亡、渡海南歸等，都有詩記述，后來他將詩稿整理為《指南錄》四卷。

　　研究者大多認為《指南錄》成書于宋端宗景炎元年五月（公元1276年6月）。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古代散文選》中冊收《指南錄后序》，在“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之后寫道：“記作序的時間和詩集的命名。”又，楊德恩編《文天祥年譜》敘景炎元年五月之下，也寫道：“是月編《指南錄》，并作后序。”吳海發則提出了不同觀點，他認為《指南錄》具體編撰和《指南錄后序》寫作都應當在文天祥被囚大都之后根據記憶所為，具體時間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夏。關于《指南錄》詩集的題名，文天祥有一首題作《揚子江》的詩，其中有兩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是說自己的愛國忠心像指南針一樣，堅定不移地指著南方的宋朝。

　　藝術特點

　　愛國志士的詩首先在于具有強烈的愛國感情，詩的一字一句無不滾動著愛國熱忱，所以感情充沛、氣勢磅礴是藝術上的第一個特色。兵迫修門時的焦急，面詬虜帥時的憤怒，數落呂氏時的憎惡，初進真州時的希望，真州被逐時的冤忿，出沒長淮時的憂懼，僥幸脫險后的驚惶，渡海南歸后的感嘆，轉戰黃巖等地時的豪情，種種復雜的感情既真實又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其次，詩篇大多運用賦的手法，作者幾乎不事藻飾，不作夸張，用直抒胸臆的詩行傾瀉自己洶涌澎湃的愛國感情。作者曾在《跋周汝明自鳴集》中說：“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雁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為，各一其性也。其于詩亦然。”動物都有自己鳴叫的聲音，詩人也有自己傾吐感情的方式。這不是說文天祥不用比興手法。例如：“羅剎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脫京口·出門難》）“羅剎”“人鬼關”等就是比興手法。盡管如此，文天祥主要是用賦的手法抒發自己的感情和信念，這祥的直抒胸臆絲毫不減弱詩的形象力量，充分顯示了現實主義詩歌的強大生命力。

　　第三，詩篇運用了較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通過比擬、映襯，加深了詩的藝術魅力，使詩的蘊蓄更為豐富，更為厚實。例如《鐵錯》中有句：“武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這里連用兩個歷史事件，一在《資治通鑒》，一在《列子》。又如《自嘆》有句：“祖逖關河志，程嬰社稷功。”這里提及東晉的祖逖和春秋時晉國的程嬰，文天祥拿來作比喻，既在自勉，也在激勵同志。文天祥用典貼切，如水中著鹽，但存鹽味，不見鹽跡，由于詩人熟諳史事，所以信手拈來，無生湊斧鑿之痕，有巧奪天工之美。

　　最后，整部《指南錄》在每首詩前都有短小雋永的序言，或說明經過，或傾吐聲情，或注明日期，或概述詩意。這樣做能使這充滿愛國精神的詩篇更容易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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