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悼亡詩

　　韋應物的悼亡詩及亡妻墓志為我們進一步了解韋應物生平提供了翔實的信息。悼亡詩及墓志都反映出妻子在韋應物心中的重要地位，這是悼亡詩創作的初衷。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韋應物悼亡詩，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韋應物詩集中存留了十九首悼亡詩，抒發了對妻子深切的悼念之情。縱觀韋應物的悼亡之作，以深摯真情追憶亡妻往事，或訴說死后哀傷，在眾多優秀悼亡詩中魅力獨顯，成為悼亡、愛情詩的典型代表。

　　一、結發二十載，賓敬如始來――韋應物悼亡詩的創作緣起

　　天寶十五年，二十二歲的韋應物娶十六歲的元蘋為妻。此時韋應物還是一個“無賴恃恩私”的“亡命兒”。后來詩人的性情卻發生了戲劇性轉變：李肇《國史補》對其有“立性高潔”的描述；白居易推其“高雅閑淡”（《與元九書》）。究其原因，除了時代、社會等客觀因素，或多或少也與成年后的家庭生活有關。正如孫映逵先生所說：“成家以后，家庭溫馨，妻子賢惠，因而收斂身心。”韋應物的妻子為何能帶給詩人這樣的影響？2007年出土的韋應物家族墓志，其中包括由韋應物親撰并書寫的《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銘》（以下引用時簡稱《墓志》），為我們了解韋應物的婚姻生活打開了一扇大門。

　　首先妻子元蘋是大家閨秀，舉止端莊。志文記載：“夫人諱蘋，字佛力，二魏昭成皇帝之夫人吏部之長女。”由此可以看出韋氏妻子元蘋出身名門，與韋應物的結合完全符合古代世家大族門當戶對的婚配原則。中國古代重視對女性傳統道德的教育，元蘋自幼學習女訓，知書達理、容德兼備，深得韋應物欣賞，正如志文中所載：“動止則禮，柔嘉端懿；順以為婦，孝于奉親。”元萍還很會處理家事，相夫教子。墓志說：“小女年始五歲，以其惠淑，偏所恩愛，嘗手教書札，口授《千文》。”詩人在悼亡詩中也說：“仕公不及私，百事委令才。”妻子的賢良淑德給韋應物省去諸多后顧之憂。最后，元蘋還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嘗修理內事之余，則誦讀詩書，玩習華墨。”（《墓志》）韋應物在安史之亂后也開始“把筆學題詩”，于是二人有共同語言，彼此情趣相協，心靈相通。元蘋的溫柔敦厚感染著詩人，令他全身心放松，享受家庭溫暖，其冷峭乖戾的性格鋒芒逐漸被磨平。二人“結發二十載，賓敬如始來”（《傷逝》）。可以說韋應物能夠有如此溫馨和睦的家庭生活，妻子元蘋功不可沒。

　　封建禮制下，男女婚事皆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此也造就許多悲劇的婚姻。韋元二人雖為包辦婚姻，婚后卻相濡以沫、摯愛情深，實乃幸事。也正因如此，在妻子驀地撒手人寰之后，更加重了韋應物傷悼之情的濃重和執著。

　　二、歲晏仰空宇，心事若寒灰――韋應物悼亡詩的情感內涵

　　1、生活偃蹇，心懷愧疚之情

　　元蘋于天寶十五載嫁入韋家，大歷十一年去世，前后二十年時光，總體說來，操勞傷神多于安閑享樂。韋應物家族雖世代為官，但到韋應物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二人成親這一年又恰逢安史之亂，韋應物也“流落失職”，帶領妻子與家人輾轉于武功等地避難，寄居寺廟。在兩人相伴的這些年中，詩人仕途也不順利：歷任廷評、洛陽丞、河南府兵曹、京兆府功曹攝高陵令等職，所居官職不高，俸祿微薄，再加上遷職、任職和被訟貶職閑居等遭際，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窘。“在人們因親友死亡而產生的痛苦情緒中，負疚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就夫妻關系而言，雙方構成一種責任關系，一方的死亡會刺激起另一方對自身責任的反省，在其潛意識中引發彌補和修復的強烈愿望。”這種愧疚、自責的情緒在韋應物心中郁積。

　　妻子在世時沒有享受過一天富貴生活，病逝之后，舉行葬禮之地也是在臨時租借的房子中進行。面對死者，生者會覺得活著本身是一種過度奢華的占有，因而對死者抱有潛在的歉意和負債感。逝者已往，生者最難將息。韋應物感到對妻子“永以為負”，悲情無處可解，只能在一首首悼亡詩中寄托情愫。

　　2、觸景傷神，滿懷回憶之情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是悼亡詩的共同傳統。在“存”與“亡”、“今”與“昔”的強烈對比下，日常生活中曾經共處的點滴細節就全部從記憶深處被挖掘出來。元蘋新亡后，韋應物陷入了痛徹心扉的回憶。這些回憶多由環境和物事所觸發，特別是亡妻曾經活動的空間――閨房舊跡，如：

　　一旦入閨門，四屋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物但傷摧。（《傷逝》）

　　曾經共度的美好時光，如：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林園……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言。同游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寂寞鐘已盡，如何還入門。（《林園晚霽》）

　　人去樓空，曾經生活的故宅只有滿屋塵埃和亡妻遺物。雨后青山，落日余暉鋪滿林園，“同游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寫出了詩人不斷被喚起內心哀思的心理過程。故宅舊跡，亡妻遺物，是以往生活的碎片，其蘊含的情感價值早已超越使用價值。綠苔涼階、塵窗孤帳、殘燈虛座等立體空間里的種種事物和詩人的情緒記憶相互交織，構成清冷而悲苦的意境底色。

　　3、深哀于心，回歸現實與孤獨

　　在經歷過安史之亂、仕途偃蹇、聚少離多、疾病纏身等坎坷后，死亡對詩人的打擊是致命性的，他一面逃避現實，一面又不得不回歸現實。從“晚歲淪夙志，驚鴻感深哀”（《冬夜》）、“倏忽苦驚飚”（《閑齋對雨》）、“驚魂颯回飚”（《感夢》）等句中的“驚”字可以看出，詩人由于痛苦而出神，卻又倏忽從夢中驚醒，醒過來的韋應物似乎長期陷入孤獨的情緒中無法解脫，且看：

　　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送終》）

　　坐念綺窗空，翻傷清景好。（《月夜》）

　　無人不晝寢，獨坐山中靜。（《夏日》）

　　永絕攜手歡，空存舊行跡。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過昭國里故第》）

　　在這些悼亡詩中，詩人多用“空”“獨”“寂”這樣的字眼，反復展示自我在失去妻子之后的孤獨與無助、驚恐和悲涼，而且一度不能釋懷。據陶敏、王友勝先生考證，這些悼亡詩最后一首《夏日》的創作時間約為大歷十三年夏，元蘋去世是在大歷十一年九月，已經過去兩年多時間，悲情依舊不減，“積俗易為侵，愁來復難整”，劉辰翁評“此夏日詩，其尤苦也”。建中三年韋應物奔赴滁州，途中經過洛陽同德寺故居，再度憶起亡妻，深覺“時遷跡尚在，同去獨來歸”（《同德精舍舊居傷懷》），如同雙飛的大雁失去同伴后單飛而顯得吃力。這都展現出詩人面對生死、孤獨等問題的無力感和恐懼感，因而無法清醒思考得出理智、強大的心理慰藉。

　　三、韋應物悼亡詩的悼念模式：“悼人”與“悼己”

　　韋應物悼亡妻之作言辭懇切，令人動容。但人的情感往往呈現復雜性與交融性，如果將悼念亡妻的情感抽離出來，會發現韋應物悼亡詩中“悼人”與“悼己”其實互相交織。悼亡詩中除了懷念妻子的音容笑貌，更多的是從自我的角度出發，著力表現自我被棄絕后成為單個個體，獨自面對家庭、官場種種困境的窘迫：妻子在世時，相夫教子，家庭和睦；妻子去世后留下年幼子女，孤苦無依。

　　為一家生計，詩人必定要出外謀生，卻又“顧爾內無依”，內事外務疊加，不禁心力交瘁，感嘆“單車路蕭條，回首長逶遲。飄風忽截野，嘹唳雁起飛”（《往富平傷懷》）。妻子的去世讓詩人感到“奪去如棄”。因而我們感受到的是一位丈夫失去愛人之后，察覺自己慘淡飄零，“悼己”的情緒顯而易見。所以他才會在觀賞楊花時發出“空蒙不自定”的感嘆，那飄飄灑灑、混蒙迷茫的漫天楊花正像極了漂泊無依的詩人。

　　詩人借悼念亡妻的契機不自覺地融入了悼己的情愫，將那些不可言說的兒女情長式的落寞一吐為快。由此看來，韋應物的悼亡詩重在自我抒發、自我沉浸，整體來說“悼己”成分較多。讀者了解的是詩人內心的憂傷感懷，而過少的描述使得亡妻的形象還停留在中國傳統女性所應該具有的形象上，即賢良淑德、溫順怡人，不具有個性化。這或許與整個時代背景相關。

　　韋應物主要活動在中晚唐，相較于盛唐的宏大與開闊，此時的社會萬象可謂是愁云慘淡，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已經不再有目空一切的驕傲和自信，而是漸漸逃避現實、回歸內心，一旦經歷打擊就容易精神崩塌，陷入個人狹小的空間。

　　而悼亡詩本身奠定的就是悲傷的基調，越是這樣，個體的消極情緒越是明顯，極易混雜“悼己”之觴。不過這并不能影響其悼亡詩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獨特地位。從悼亡詩的思想和情感來看，不管是“悼人”還是“悼己”，都融注了詩人最真切的感受。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其悼亡詩蘊含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深深感染著后世讀者。

　　韋應物哪個朝代

　　韋應物（737～792），中國唐代詩人。漢族，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文昌右相韋待價曾孫，出身京兆韋氏逍遙公房。傳有10卷本《韋江州集》、兩卷本《韋蘇州詩集》、10卷本《韋蘇州集》。散文僅存一篇。因出任過蘇州刺史，世稱“韋蘇州”。他的詩風恬淡高遠，以善于寫景和描寫隱逸生活著稱。

　　生平成就

　　韋應物是京兆萬年人。韋氏家族主支自西漢時已遷入關中，定居京兆，自漢至唐，代有人物，衣冠鼎盛，為關中望姓之首。不但貴宦輩出，文學方面亦人才迭見。《舊唐書》論及韋氏家族說：“議者云自唐以來，氏族之盛，無逾于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力量；明于音律，則萬里為最；達于禮儀，則叔夏為最；史才博識，以述為最。”這些韋姓人物，還只說到中、盛唐以前。中唐前期的韋應物，則可以說是韋氏家族中作為詩人成就最大的一位。

　　韋應物15歲起以三衛郎為玄宗近侍，出入宮闈，扈從游幸。早年豪縱不羈，橫行鄉里，鄉人苦之。安史之亂起，玄宗奔蜀，流落失職，始立志讀書，少食寡欲，常“焚香掃地而坐”。代宗廣德至德宗貞元間，先后為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參軍、鄂縣令、比部員外郎 、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 、蘇州刺史。貞元七年退職。世稱韋江州、韋左司或韋蘇州。

　　從肅宗廣德二年 （764年）起到德宗貞元七年 （791年），將近三十年間，韋應物大部分時間在作地方官吏，其中有短期在長安故園閑居，或在長安任官。在地方官任上，韋應物勤于吏職，簡政愛民，并時時反躬自責，為自己沒有盡到貢任而空費俸祿自愧。"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韋應物晚年任蘇州刺史時寫給朋友的詩中一聯。一派仁者憂時愛民心腸，感動著后世讀者。沈德潛評論說： “是不負心語。”"不負心語"就是有良心的話。

　　蘇州刺史屆滿之后，韋應物沒有得到新的任命，他一貧如洗，居然無川資回京候選 （等待朝廷另派他職），寄居于蘇州無定寺，不久就客死他鄉。其享年約在五十五六。

　　韋應物是山水田園詩派詩人，后人每以王孟韋柳并稱。其山水詩景致優美，感受深細，清新自然而饒有生意。而《西塞山》景象壯闊，則顯示韋詩雄豪的一面。其田園詩實質漸為反映民間疾苦的政治詩。代表作有《觀田家》。此外，他還有一些感情慷慨悲憤之作。部分詩篇思想消極，孤寂低沉。韋詩各體俱長，七言歌行音調流美，“才麗之外，頗近興諷”（白居易《與元九書》）。五律一氣流轉 ，情文相生，耐人尋味。五、七絕清韻秀朗，《滁州西澗》的“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句，寫景如畫，為后世稱許。韋詩以五古成就最高，風格沖淡閑遠，語言簡潔樸素，有“五言長城”之稱。但亦有秾麗秀逸的一面。其五古以學陶淵明為主，但在山水寫景等方面，受謝靈運、謝朓的影響。此外，他偶亦作小詞。今傳有10卷本《韋江州集》、兩卷本《韋蘇州詩集》、10卷本《韋蘇州集》。散文僅存一篇。因做過蘇州刺史。世稱“韋蘇州”。詩風恬淡高遠，以善于寫景和描寫隱逸生活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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