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5個

　　故事在現實認知觀的基礎上，對其描寫成非常態性現象。是文學體裁的一種，側重于事件發展過程的描述。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 1

　　老陶不為五斗米折腰，這當然有其性情，有其氣節，然則是不是真的“糞土當年萬戶侯”呢?這個難說。如果來彭澤縣里檢查工作的不是督郵，而是真的萬戶侯，老陶會不會帽子一摜，官服一脫，印把一扔，就走人呢?因為老陶剛當上官，還沒有迎來送往過大官，第一次所迎的是這個督郵，他就不干了，所以不好判斷，但我想，老陶很有可能不會是這么發氣，不會是如此沒有組織紀律。

　　老陶不折腰，確實是因不“拳拳事鄉里小人”，在老陶看來，這個督郵不是萬戶侯，只是個鄉里小人。不但是老陶有這個看法，在他那整個時代，督郵之類的角色都是上不得臺面的。從西晉開始，整個社會分為兩個族群，一是世族，一是庶族，人群撕裂，之間是不可逾越的鴻溝與天塹，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這種人群撕裂，不但是達官貴人不愿往棚戶區人家里走的那種自我心理，而且已上升到國家意志，作為法律固定了。比如北魏拳文帝曾頒布皇帝令：皇族、貴族、士族不得“與非類婚偶”，且“著之律令，永為定準。”曾經官做到中書舍人的蔡興宗，很受皇帝宋文帝喜歡，但出身庶族，雖官當得大，且皇帝寵愛，按理說來，應該是很尊貴了吧，可是開起會來其他世族官僚幾不與他說話，更不坐一條凳子。宋文帝看不過，有心提高蔡興宗地位，也只是出一個“饅主意”：叫蔡某去世族首領王球家。傳達皇上圣旨，只要王球對蔡某以禮相待了，那么一切OK。老蔡高興去了，站著傳了皇上口諭，之后，準備借王球家凳子坐一下，正蹲臀，屁股將挨未挨凳子，王球橫眼過來，舉起扇子使勁揮：你可別坐。弄得蔡某一臉尷尬，悻悻而去，將情況跟宋文帝說了，宋文帝說：明天我找王球談個話!次日上班，宋文帝先把王球喊到一邊，做他思想工作，王球頂了回去：“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宋文帝只是干瞪眼，再也沒提起這事來。

　　王球抗皇命，能算是很有氣節的嗎?他不但“拳拳不事鄉里小兒”，而且更拳拳“不事皇帝身邊紅人寵兒”，可是王球之所為，無關氣節，只關種族歧視!

　　城里人看不起鄉下人，但三代以上，我們都是農民。老陶祖父叫陶侃，當年身份低得很。西晉末年天下大亂，陶侃棄文從武，拉起一支隊伍，沖出一條血路，當上了東晉名將，官至八州都督。可是陶侃都督之前也是督郵，在合肥那里當督郵，被人十分瞧不起，后來官當得越來越大了，在同樣寒素出身的'伏波將軍那里當上了舍人。那次與同鄉世族楊情一起坐了一回公車，吏部侍郎溫雅卻對楊情說：你怎么同小人坐在一起?即使陶侃不算是領導，與楊氏相比，最少也是上面來的人嘛，與督郵到彭澤縣里督察，情形是差不多的，但身份是“小人”，依然讓人冷眼。

　　從陶侃到陶淵明，應了三代之上是農民，應了三代打造一個貴族，老陶貴族身份意識是十分濃的，他在被推舉為彭澤縣長之前，曾經有幾次當公務員的機會，一是任州主簿，一是參軍。州主簿的職位不低，怎么著也是市政府秘書長，比縣長要高，但老陶不去，原因是這個職位是“濁官”。在老陶那會，官吏被分為“清官”與“濁官”。清與濁不是按照廉與貪而分，基本上可以說是按照士與庶而分的，士族當清官，地位重要卻不擔當實際責任，也就是做做報告，講講話；庶旗當濁官，就是上傳下達，送往迎來，公務雜務全挑。

　　督郵也算濁官之列，但這濁官，卻是位卑而權重，掌管督察糾舉所領縣鄉違法之事，兼管宣達教令、訟獄捕亡。這個職責可了不得：要提拔一個人，他沒那能耐，但要搞倒一個人，卻是他的權力范圍。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全靠他了。我們現在對這類官吏下界來，接待規格那是很高的，教育部一個秘書，帶著大學評級的使命而來，級別遠在其上的大學校長、副校長等一千人馬與班子人員，都得到機場去迎接，這規矩可是老傳統，馬虎不得。陶縣長不愿以紳士身份對“小人”折腰，所以，只能自動辭職了。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 2

　　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大將，要了解陶淵明的趣味、立場，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盤根錯節的東晉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貧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蠻族（溪族）血統，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

　　瑯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將軍王敦主政其間，為了擴充勢力而將陶侃排擠至邊陲廣州擔任刺史，這無疑是門閥政治對陶侃的一次無情摧殘。后來王敦叛亂被平定，陶侃被任命為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但瑯琊王氏與陶侃之間的宿怨卻一直難以彌合，以至于新興貴族庾亮向瑯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導發難時，陶侃堅決站在了庾亮一邊。應該說，與瑯琊王氏的對立態度，成為了陶氏一脈的家族記憶，也最終導致了“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發生。

　　研究魏晉文學的大家逯欽立先生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中給出的一段考證，陶淵明29歲時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頂頭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卻恰恰是瑯琊王氏的一個不肖子孫。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應該理解為“不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當然，如果僅僅是家族記憶的牽絆，陶淵明的偉大還是有限的。陶淵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風亮節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淵明隱居的最終原因。曾祖父陶侃雖然在東晉王朝仕途偃蹇，但畢竟是東晉王朝的臣子，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東晉王朝成全了作為寒門和蠻族的陶侃。對東晉王朝某些門閥貴族的不滿，并不能蓋過其對東晉王朝的忠誠。但東晉王朝最終卻被劉裕建立的劉宋王朝取代，陶淵明偏偏經歷了這一歷史劇變。這使得陶淵明的隱居不仕由起初的書生意氣變成了最終的遺民心態，家族記憶升華為更大的家國情懷。

　　應該說，陶淵明的“不仕”經歷了一個由相對到絕對的嬗變。在由鄙視王凝之造成的“不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淵明的仕途并沒有從此斷絕。隱居之后幾年，陶淵明妻子去世，隱居的草廬也因失火而毀壞，窮困之中的陶淵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歲那年，陶淵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請下出任幕府。桓玄謀反之際，陶淵明便趁機因母喪而辭職。桓玄不久篡晉，劉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淵明為鎮軍將軍參軍。后來陶淵明一度擔任建威參軍，在劉裕做大做強之后，陶淵明似乎嗅到了點什么，于是辭職，終身不仕。

　　陶淵明的隱逸高名，使得他成為了權臣們爭相籠絡的金字招牌，但陶淵明對這兩位“恩主”卻一直處于依違觀望之間。一方面，這個時候的桓玄、劉裕雖然已是權臣，但仍然是晉室的臣子，陶淵明接受他們的征召并不缺乏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劉裕二人都不是等閑之輩，他們既可能成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為“亂世之奸雄”，當最終后者被證實，桓玄、劉裕均篡晉之后，陶淵明才選擇了真正的歸隱，從此不復出仕。

　　劉裕篡晉建立劉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請陶淵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淵明自然不會答應。正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所言：“陶靖節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為東晉遺民的陶淵明的絕對律令，而“不忍”則是作為詩人陶淵明的個體選擇。“不可”和“不忍”構成了陶淵明作為政治詩人的底色。

　　此后，陶淵明拒不使用劉宋王朝的年號，而以甲子紀年，這在以年號建元的王朝興替中，無疑表達了對劉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認。幾乎所有研究陶淵明的文獻都跳不開《南史陶淵明傳》的這一段：“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這不是文人對陶淵明的定義，而是史家對陶淵明的.定義。如果把傳統史學當作善善惡惡、賢賤不肖的經學圖解，就能領會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補充的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總被我們解讀成一種遺世獨立的趣味，但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一文中別開生面地告訴我們，桃花源其實是東晉期間滯留在中原的漢人為抵御五胡亂華而構筑的塢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書坑儒的秦王朝，而是當時氐族人建立的蠻族政權前秦。這種傳統的華夷之辨，乃是陶淵明家國情懷的延伸，也是陶淵明現世關懷的體現。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淵明不可能脫離天下國家去書寫布爾喬亞式的田園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詩的升華而恰恰是詩的墮落。賀麟先生在《學術與政治》中說：“輕蔑政治比反對政治還要壞。”可以說，晚年的陶淵明的確是反對劉宋政權的僭政，但陶淵明并沒有脫身，也沒有逃避，因為不合作也是一種態度。寫詩和歸隱，都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政治的參與。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 3

　　王勃《九日》原文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

　　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

　　王勃《九日》賞析前兩句，只說重陽節有菊花，為下兩句引出喜歡喝酒喜歡菊花的陶淵明作一個鋪墊。東晉詩人陶淵明，曾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辭官歸隱，因喜歡菊花，住宅前遍植菊花，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句。他嗜酒，飲必醉，“不為五斗米折腰”，毅然辭官歸隱，為古代文人所欣賞。“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表達了作者對陶淵明固守寒廬、寄意田園、猶如菊花般品格的贊嘆。

　　作者王勃介紹王勃，唐代詩人。漢族，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王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世稱“初唐四杰”，其中王勃是“初唐四杰”之首。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親返回時，不幸渡海溺水，驚悸而死。王勃在詩歌體裁上擅長五律和五絕，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學成就是駢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堪稱一時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閣序》等。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 4

　　【歷史典故】

　　陶淵明，又名陶潛，是東晉著名的詩人、辭賦家和散文家。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是東晉著名的大將軍陶侃，但到他這代，陶家已經敗落，生活貧困。盡管如此，從小陶淵明還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覽群書，養成不愛慕虛榮、不貪富貴的.高潔性格。

　　義熙元年(405年)，陶淵明在朋友的勸說下，出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督郵來檢查公務，潯陽郡的督郵劉云，以兇狠貪婪聞名遠近，每年兩次以巡視為名向轄縣索要賄賂，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否則就栽贓陷害。縣吏說：“我們應當穿戴整齊、備好禮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郵。”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意思是我怎能為了縣令的五斗薪俸，就低聲下氣去向這些小人賄賂獻殷勤。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

　　于是，陶淵明在出任彭澤令八十多天后，就離開衙門，收拾行裝，返回家鄉，從此過起隱居生活。對于官場，他絲毫沒有眷戀之心，反而有一種重獲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飲酒寫詩，過著世外桃源一樣的清閑生活。

　　【成長心語】

　　這則故事主要是贊揚有骨氣，不趨炎附勢品格高尚的人。名利本為身外物，卻讓許多人樂此不疲地執著追逐，正所謂“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但是，陶淵明做到了，他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名利并非人生全部的追求，我們不應為名利而活，被名利驅使。淡泊不是不思進取，不是無所作為，不是沒有追求，而是以一顆純凈的心靈對待生活與人生的欲望和誘惑。在順境中不得意忘形，身處逆境時不枉自菲薄，寵辱不驚，悉由自然。這樣就會使你真正地享受人生，在淡泊中充實自己。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故事 5

　　在歷史的長河中，有這樣一位文人，他以超凡脫俗的人格魅力，淡泊名利的生活態度，以及才華橫溢的文學創作，成為了后世傳頌的典范。他，就是東晉時期的偉大詩人、辭賦家——陶淵明。其中，“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更是成為了其高風亮節的生動寫照，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堅守內心的信念與尊嚴。

　　故事發生在陶淵明任彭澤縣令之時。在那個時代，官場腐敗，權貴橫行，許多士人為了生計與仕途，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屈從于權勢的壓迫。然而，陶淵明卻是個例外。他本出身于沒落的仕宦家庭，雖家道中落，但自幼便懷揣著對自然與自由的無限向往，對污濁的官場生活充滿了反感與排斥。

　　一日，郡里派督郵來縣里視察，這位督郵是個極為傲慢且貪婪的'人，他一到彭澤縣，便要求陶淵明束帶見之，以示尊敬。對于陶淵明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禮節問題，更是對他人格尊嚴的踐踏。他深知，一旦屈服于這種無理的要求，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的原則，繼續在這充滿虛偽與壓迫的官場中沉淪。

　　面對這樣的抉擇，陶淵明沒有絲毫猶豫。他長嘆一聲，說出了那句擲地有聲的話：“吾不能為五斗米而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言罷，他毅然決然地解下官印，辭去了彭澤縣令的職務，從此遠離了那個讓他感到窒息的官場，回歸到了他魂牽夢繞的田園生活之中。

　　“不為五斗米折腰”，這簡單的七個字，不僅是對陶淵明個人氣節的最好詮釋，也是他對理想與自由不懈追求的堅定宣言。它告訴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對誘惑與壓力，我們應該堅守內心的信念與尊嚴，不為外物所動，不為權勢所屈。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活出自我，實現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陶淵明的故事，如同一股清流，穿越千年的時光，依舊滋養著我們的心田。它提醒我們，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保持一顆純凈的心，追求真正的幸福與自由，才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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