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詩句出處

　　【詩句】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出處】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意思】朱門：紅漆大門，借指富貴人家。此聯的意思是：富貴人家吃剩的酒肉已經發臭，而外面路 上卻有因饑寒而死的尸骨。后用來反映社會中貧富懸殊，從而斥責 富豪的驕奢淫逸與冷漠麻木。

　　【鑒賞1】詩人滿懷義憤，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社會 的階級對立。一邊是“酒肉臭”一邊是“凍死骨”，近在咫尺，榮枯各 異。前人在揭示階級社會貧富對立方面的語句甚多，但都遠遜于杜甫這 兩句詩，難怪它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鑒賞2】豪富之家奢侈浪費，酒肉都腐爛發臭，也沒有人吃，而朱門之 外的路邊卻到處是凍死餓死的窮人，無人埋葬。不過是朱門之里朱門之 外，一門之隔，確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世界。富者宴飲達旦，醉生夢死;窮者 饑寒交迫，朝不保夕。這兩句詩歌以對比手法表現出統治者淫樂的生活 以及黎民百姓饑寒交迫的殘酷現實，以巨大的事實反差，傳達出詩人內心 對社會、對統治者的憤怒不平。后人常用此句表現世間殘酷的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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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解】

　　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十月，杜甫初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初，離長安赴奉先縣(今陜西省蒲城縣)探家，途經驪山，適逢玄宗帶著楊貴妃等在華清宮避寒作樂;回家后則見妻兒凍餒、幼子饑卒之慘狀，百感交集，乃作是詩。題曰“詠懷”，實乃融詠懷、紀行、紀事于一篇，將長安十年和這次途中的所經、所歷、所聞、所見;自己的愛國、忠君、憂民、念家，以及政治抱負不得施展等思想情感，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這一博大浩瀚、沉郁頓挫的鴻篇巨制。勇敢地揭露了統治集團的奢糜腐朽，忠實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的苦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千古名句，形象地揭示出封建社會中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殘酷現實，鞭辟入里，驚心動魄。其時，安祿山叛軍已于范陽起兵，只是消息尚未傳到長安。詩人憑他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已預感到時局險惡，故詩中籠罩著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憂患氣氛，正是大亂前夕唐代社會的真實寫照。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杜甫的忠君思想是比較嚴重的，但在這關系到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終于使他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大大突破了他難免迂腐的觀念和道德規范，譜寫出這一氣勢磅礴的抨擊時政的史詩。此五百字是杜甫長安十年求仕生活的全面總結，標志著詩人旅食京華十年中思想上、藝術上所達到的最高成就，在他一生詩歌創作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賞析】

　　此詩寫于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杜甫由長安回奉先縣探家之時。杜甫困守長安十年，求得一個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從九品小官。官定后，回奉先探家。此時安祿山起兵范陽的消息尚未傳至京師，但詩人已敏感到大亂將至。杜甫將自己此次探家的`所見、所聞、所感，寫成了這首千古不朽的長篇杰作。

　　這首詩長達五百字，可分三大段：從開首至“放歌破愁絕”為第一段，集中抒寫自己輔君濟民、竊比稷契的平生志向，壯志未酬的抑郁悲憤。從“歲暮百草零”至“惆悵難再述”為第二段，述其旅途見聞，集中寫過驪山時的見聞和感想，揭露唐玄宗、楊貴妃及其幸臣們在驪山歌舞宴飲，不恤國事，聚斂百姓，荒淫享樂生活，概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酷現實，展現了社會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慨嘆統治者窮奢極欲而不恤民窮時艱。“北轅就涇渭”以下為第三段，寫旅途之艱難與家室之不幸。“官渡又改轍”，“恐觸天柱折”，“枝撐聲窸窣”，“川廣不可越”等語，雖為寫景，實則暗示時局之嚴重，給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入門聞號咷”數語，寫自家的不測災禍。末幾句寫老杜推己及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懷。

　　此詩題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中敘述自己發京師，過驪山，就涇渭，抵奉先的行程，不過寥寥數十字，而“詠懷”才是詩歌的主體部分。全詩以詠懷為中心，抒寫自己對身事、國事、家事的無限感慨之情。吳贍泰評此詩曰：“長詩須有大主腦，無主腦則緒亂如麻。此詩身與國與家，為一篇之主腦。布衣終老，不能遂稷契之志，其為身之主腦也;廊廟無任事之人，致使君臣荒宴，其為國之主腦也;前由身事入國事，轉入家事，后即由家事，勘進一層，繳到國事。緒分而聯，體散而整，其由主腦之明故也。”此言極是。這首詩內容極其豐富，幾乎涉及到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上自揮霍無度的皇帝，下至無以為生的百姓;大到邦國存亡，小到家室悲歡。敘事、描寫、議論互相穿插，若無主線貫穿，確有緒亂如麻之虞。此詩以“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憂國憂民之情為貫穿全詩的主線，三大段都緊緊圍繞這一中心。第一段主要寫身事，由以身許國、竊比稷契的理想，寫到壯志難酬的悲憤抑郁和矢志不改的堅定決心;第二段主要寫國事，揭示社會上尖銳的階級對立，揭露皇帝和朝臣們的荒淫無度;第三段主要寫家事，由自己家的喪子之悲，推及平人、失業徒、遠戍卒，表現了對人民苦難的深切同情。三段各有側重，而又有機交織。無論敘事、詠懷，均以志存稷契、心憂天下為中心。浦起龍說： “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領，須用一片大魄力去讀，斷不宜如朱、仇諸本，瑣瑣分裂。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賚志去國之情，中慨君臣耽樂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而起手用 ‘許身’、‘比稷契’二句總領，如金之聲也;結尾用 ‘憂端終南’ 二句總收，如玉之振也。其 ‘稷契’ 之心，‘憂端’之切，在于國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深危而極慮者。故首言去國也，則曰 ‘窮年憂黎元’;中慨耽樂也，則曰 ‘本自寒女出’;末述到家也，則曰 ‘默思失業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其所謂比 ‘稷契’ 者，固非虛語; 而結 ‘憂端’ 者，終無已時矣。”(《讀杜心解》)此論可以說是對“有大主腦”的精辟闡釋。此詩選材典型，內容豐富，篇幅宏大，頭緒紛繁，但由于主腦明確，統攝全篇，故其雖斷續開合，百轉千回，卻終能首尾呼應，一氣流注，將廣闊的社會生活展現無遺，將深厚的憂國憂民之情抒寫得淋漓盡致，使全詩呈現出沉郁頓挫的獨特風格。

　　此詩為杜集中之洋洋大觀者，其主腦明晰的特點向為人們稱道。這一特色在其稍后所寫《北征》詩中同樣十分突出。“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同樣以憂國憂民的赤子之心，將身事、國事、家事交織在一起，寫出了濃郁時代氣息的“詩史”。施補華評此二詩時說：“后人無此才氣，無此學問，無此境遇，無此襟抱，斷斷不能作。”(《峴傭說詩》)此說頗有道理，但這也是極而言之。后人雖不能全似老杜，但也多有得其筆法者，如晚唐李商隱的名作《行次西郊一百韻》，通過對京城西郊田園荒蕪、民不聊生的描寫，高度概括了社會動蕩、百姓苦難的現實。雖不及老杜之《詠懷》、《北征》，然其主腦清晰、氣格蒼勁，也不失為一篇 ‘有大主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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