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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中的色彩
色彩的感覺是一般美感中最大眾化的形式。色彩與人類的生活密不可分，它如空氣一樣，無處不在，是美的構成部分。
《詩經》中色彩眾多，如描述紅色的詞有“赤”、“赪”、“赫”、“赭”、“煒”、“璊”、“朱”、“丹”等，這些色彩因為程度深淺而被區分開來，也有因附著物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名稱，同是白色，“素”、“縞”多用于指絲帛服飾，“皦”、“皎”用于描述日月之光，“瑳”、“皙”多指容貌。色彩分類如此詳盡，豐富了古代色彩詞匯，也體現了《詩經》時代的人們對色彩關注的認真態度。
一、《詩經》色彩話語揭示出對美的認同和自覺追求
作為農業文明古國，自然地理環境為先民們提供了物質生活資料和審美觀照對象，當他們向周圍伸出觸角，去感知，去體驗自然環境的同時，不同的自然環境又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給予主體心靈新的刺激，從而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可以說，對美的自為自在的追求，自古至今，從不間斷。
(1)用色彩渲染人物的容貌儀止
自然界的生命才是美的。自然美是客觀存在的，它需要一雙美的眼睛去發現它，《詩經》時代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了這種美，并運用想象、聯想等思維特征，使客體與主體相融合，對美的認識做了很好的把握。《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灼灼”：花鮮艷盛開的樣子，“華”同“花”。這是一首新婚祝賀詩，詩人看到春天柔嫩繁盛的桃枝和鮮艷怒放的桃花，聯想到新娘的年青貌美。這種美是熾熱的，奔放的，詩人以鮮紅奪目的色彩形式的描摹，給人醒目的感覺，印象深刻，姚際恒《詩經通論》中說：“桃花色最艷，故以取喻女子，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后世作品中出現的“人面桃花相映紅”，人花互相映襯，人更添一份別樣的姿色。宗白華說：“在美學思想發展的最初階段，中國重形象，西方重理性。”但《詩經》對物象的選擇，不是簡單的堆徹和羅列，也不是對這些物象的名稱和性能作簡單介紹，而是在篩選過程中，運用想象，象征，比喻等思維方式對物象特征進行的一次對照和黏合，是詩人為了情感表達，寄托情思有意識進行的選擇。
(2)植物染料凸顯審美情趣
孫作云先生統計，《詩經》中的植物染料有三種：一，菉草，通做“綠”，可以染綠;二，藍草，即靛草，可以染青(藍青色);三，茹藘，即茜草，可以染紅。《小雅.采綠》：“終朝采藍，不盈一襜。”《鄭箋》：“藍，染草也。”《毛詩正義》：“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綠，即菉也。程俊英《詩經譯注》：“綠，草名，即藎草，可以染黃。”《說文》云：“‘戾’，草也，可以染留黃。”“菉”一音“戾”，“留黃”即“綠”。朱熹《詩集傳》：“綠，王芻也。”明方以智《通雅》云：“古者供草入染人(官名)，故謂之‘王芻’。”《鄭風.東門之墠》：“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毛傳》：“茹藘，茅蒐也。”馬瑞辰《詩經傳箋通釋》：“茹藘，染草也。”《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程俊英《詩經通釋》：“茹藘，茜草。其根可作紅色染料。”《鄭風.出其東門》：“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毛傳》：“茹藘之染女服也。”《鄭箋》：“茅蒐染巾也。”白色的衣服，配上鮮紅的頭巾，光彩奪目，十分好看。植物染料改變了單一的服飾色彩，由一種或幾種顏色調和成更為復雜的顏色，獲得了視覺美感，提高了審美情趣。
二、《詩經》色彩話語體現了生存環境的優美適宜
《詩經》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的，物質上，包括人自身及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賜予的，人依存于自然。精神上，甚至人的一切藝術活動，也都依賴于自然。《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瞻彼淇奧，綠竹如箕。”陸機《毛詩草木鳥獸魚蟲疏》：“淇，水名。”“奧”：澳或隩的借字，水岸深曲處。“猗猗”，美盛的樣子。河岸曲折之處淇水流過，青青綠竹迎風婀娜，營造出靜謐幽清的境界，詩句不加點綴，而以自然描摹，從遠及近，有動有靜，一副愜意之景映入眼簾。
三、《詩經》色彩話語折射下的禮儀、典章制度
(1)白茅作為祭品的襯墊物
茅，又稱白茅、茅草、茅菅等。茅草有韌性，可苫屋、搓繩。茅針、茅葉和白色地下根莖可供藥用。初生的茅根，潔凈白嫩，祭祀便取其潔白柔順之意。茅在古代祭祀中主要用作祭品的襯墊物，以凸顯其圣潔莊重的氛圍。《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古時，狩獵是男子事，采集是女子事，這首詩描繪的是“吉士”把獵物贈給心上人的情形。而麕為何以白茅包之?李湘在《詩經名物意象探析》中說：“凡在各種重要的盛典、祭祀、進貢等場合，或即使個人方面的一些活動中，必以白茅為鋪墊為包束，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尊敬、最高的虔誠和獲得吉祥平安的信念。”因此，白茅成了“隆重、信誠、尊敬的重要表征和平安吉祥的象征”了。
(2)從服飾色彩看周朝禮制
人的衣生活是社會制度的附屬品，服飾文化體現著社會制度。《詩經》所蘊含的服飾文化豐富多彩，不同等級的周人所用服飾各不相同，同一等級之人不同場合所用服飾也千差萬別。閻步克說：“中國的服飾文化不僅高度細密，還是高度‘數字化’的。它充分運用數列手段，對服飾要素——如尺寸、質料、色澤、圖樣、飾物等——做等級安排。”
《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坨。”朱熹《詩集傳》：“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這是一位身穿羔羊皮袍，并以白絲飾之的大夫形象。《鄭風.羔裘》：“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管子·揆度》：“卿大夫豹飾。”《詩集傳》：“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秦風2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五彩斑斕的錦服配以狐裘，諸侯像也。“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談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貴族公子服裘，皮，絲等，并且色彩明艷、端莊華麗，而貧賤之人黼葛，褐，枲麻等粗布衣服，色彩灰暗。《豳風·七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勞動者連抵御寒冬的粗布衣服都沒有，還要“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階級對比鮮明，令人哀傷。
《周禮》詳細記載了掌管服飾制作的官職，有司裘，掌皮，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等，分工明確，制作精細。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等服飾等級制度森嚴，如若錯穿，即有僭越違理之嫌。《唐風·揚之水》：“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陳奐《詩毛氏傳疏》：“素衣，謂中衣也。……禮唯諸侯中衣則然，大夫用之則為僭。”襮也是諸侯的服飾，潘父是大夫，他卻穿起諸侯的衣服，可見潘父已經僭越禮制，企圖作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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