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啟示

　　導語：《范仲淹有志于天下》是北宋時期歐陽修特意為范仲淹寫的一篇散文，文章出自《宋名臣言行錄》，講述了范仲淹的勵志故事。以下是小編整理范仲淹有志于天下的啟示的資料，歡迎閱讀參考。

　　啟示：

　　范仲淹在兩歲的時候因為夫親去世，他的母親改嫁，他不得不跟他的母親遠離家鄉。在他長大之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就離開母親到應天府學習。他學習很刻苦。五年讀書的日子里，他幾乎都是和衣而睡，有時候晚上學習學得很累了，他就用冷水來洗臉。他的生活很困難，經常是填不飽肚子的。但是他精通詩書，并且樹立了要為治理國家而奮斗的理想。他覺得自己應該在天下人都憂愁之前就憂愁，而在天下人都得到生活的享受之后他才享受。從范仲淹的學習態度我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如果要把學習搞好，就需要非常勤奮。如果要想成為一名好官員，就必須要替老百姓著想，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為勞動人民服務。

　　中心思想：

　　范仲淹他刻苦學習、逆境成才的經歷。這也正是他能成為剛直不阿、體恤民情、為政清廉的忠臣的原因。也唯有這樣的人才能抒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感嘆。而最后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出自于《岳陽樓記》，不僅揭示主題，還點明中心，抒發了范仲淹偉大的愛國情懷。

　　拓展：范仲淹的故事

　　慶歷三年四月，宋夏局勢剛剛和緩，宋仁宗便將范仲淹調回東京，升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與樞密副使富弼、韓琦等人一道主持朝政。當時，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軍隊數量不斷增加，但內憂外患不時爆發，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國家財政卻入不敷出。不少有遠見的人擔心封建國家的命運，連連上疏要求宋仁宗進行改革，在嚴重的危機面前，宋仁宗三番五次召見范仲淹等人，賜給他親筆寫的詔書催促說：“你們為國盡心，不必有什么顧慮，凡是急需改革的事，趕快提出來。”并且叫人打開宮中的天章閣，在條案擺好紙筆，督促他們立即寫出改革方案。范仲淹一貫主張改革，以治理天下為己任。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曾洋洋萬言上書朝廷，提出一系列提議：選擇賢明的人作州郡長官，舉薦有成績的人當縣令，排除社會上的游散懶惰勢力，裁汰冗員并取締過度侈費，嚴密選舉制度，培育將帥以加強邊防等。之后他又經常上書，分析民間利病和朝政得失。此刻他更覺得責無旁貸，但他又深知積重難返，他對人說：“皇上對待我，真夠信任的了。可是，事情總有個先后緩急；以往長期安定局面中積累的弊病，決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呵！”然而國家的危機如此嚴重，皇上求治如此心切，時間是耽擱不起的，于是范仲淹

　　認真總結從政28年來醞釀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項改革主張，它的主要資料是：

　　（一）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

　　（二）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僅增加了國家開支，并且這些紈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xx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研究，應當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三）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當改革科舉考試資料，把原先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能夠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四）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提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經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五）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提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后，便能夠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六）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范仲淹提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七）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提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斗，寓兵于農，實施這一制度，能夠節省給養之費。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八）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范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能夠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常變更了。

　　（十）減徭役。范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干的雜役，可派級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于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慶歷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選派了一批精明干練的按察使去各路檢查官吏善惡。他坐鎮中央，每當得到按察使的報告，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不稱職者的名字勾掉。樞密副使富弼平時對范仲淹十分尊敬，這時見他毫不留情地罷免了一個又一個官員，不免有點擔心，從旁勸止說：“您一筆勾掉很容易，可是這一筆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器呀！”范仲淹聽了，用筆點著貪官的名字憤慨地說：“一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嚴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蟲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辦事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有所改善，暮氣沉沉的北宋政權開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許多正直的官員紛紛賦詩，贊揚新政，人們圍觀著改革詔令，交口稱贊。可是，這場改革直接觸犯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齊攻擊新政。他們誣蔑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并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是個詭計多端的家伙，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歷能夠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復。于是他讓家里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夏辣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雖然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么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歷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最終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堅持了一年零4個月的訂歷新政最終失敗。

　　慶歷新政失敗后，范仲淹貶到鄧州，之后又輾轉于杭州、青州，皇佑四年（1052年），他調往潁州（今安徽阜陽），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終年64歲。遺著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三卷（今本為《奏議》二卷）；《尺牘》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補編》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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