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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上早秋》白居易全詩鑒賞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大家對古詩都再熟悉不過了吧,古詩有固定的詩行,也會有固定的體式。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池上早秋》白居易全詩鑒賞,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池上早秋
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
早涼生北檻,殘照下東籬。
露飽蟬聲懶,風干柳意衰。
過潘二十歲,何必更愁悲。
賞析
這首小詩是詩人于公元826年(唐寶歷二年)在蘇州時作。詩的前六句寫景,結尾抒發感慨。詩情畫意,融為一體,堪稱寫景詩的典范之作。
詩開始的“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首先為讀者描繪出一幅畫面:秋水滿池,碧波蕩漾,有荷花點點,菱芰片片點綴其中,秋風徐來,清涼送爽,一掃夏日的炎熱,這是何等令人賞心悅目的事。但是,一幅畫僅僅有水、有荷,尚嫌單調,還必須有外圍景物。下文“早涼生北檻,殘照下東籬”正是為了彌補這個不足。其實欄干本身不會生涼,“早涼生北檻”云云,是寫早秋的天氣已產生了涼意;同時,滿池秋水,參差荷芰,本身就使人產生暑意頓消之感。池水,綠色荷葉、菱角,配上護池欄干、籬笆,加之頸聯所寫遠處隱約掩映之柳樹,每當夕陽返照,色彩鮮明,風景宜人,一幅構思巧妙的畫面展現出來了。
詩中有畫堪稱好詩,但詩畢竟不是畫,它還要傳遞一些畫所無法表達的東西。“露飽蟬聲懶,風干柳意衰。”表面是寫蟬、柳,實際暗寓詩人數十年人世滄桑之感,實中有虛,亦實亦虛。詩人以蟬自托,自己雖然做了多年的官吏,但屢屢直言招禍,漸漸噤若寒蟬,不再忠言直諫了。“風干”句則以柳樹經秋葉落,暗指自己的年邁體衰。《世說新語·言詞》:“顧悅與簡文帝同年而發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白居易三十有余而發白,這年春天又害痰喘,眼病,不幸墜馬,因此這“風干柳意衰”中暗寓著詩人無限的悲愁在內。這一聯中,兩個動詞,“飽”、“干”出語新穎、奇警。末句“過潘二十歲,何必更愁悲”,看似解脫曠達之詞,實際是有苦說不出,有淚不能流,已如寒蟬、秋葉,雖是“夕陽無限好”,但“黃昏”即將到來,未來的命運如何,是難以預測的。
作者介紹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鄭,其先太原(今屬山西)人,后遷下邽(今陜西渭南東北)。貞元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年間任左袷遺及左贊善大夫。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權貴,貶為江州司馬。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書。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其詩語言通俗,人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和元稹并稱“元白”,和劉禹錫并稱“劉白”。有《白氏長慶集》傳世。
詩歌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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