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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子善

　　在我看來，日記之所以是一種特殊的文字體裁，在于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飾的，也不打算公開的，因而有可能更為具體地記錄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文化氛圍，更為真實地袒露個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兩者之間復雜的互動，許許多多不為后人所知的作者的交游、活動、觀點和著述，大大小小鮮活生動的歷史細節和世事線索，通過日記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現。日記是時代風云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夠承載這種投影的文類并不多，日記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但是，正是由于日記具有相當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名人時賢的日記很少公開，很少引起關注。就中國現代文學史領域而言，1927年9月郁達夫《日記九種》的出版，曾轟動一時;

　　1937年6月，上海《青年界》月刊又出版了“日記特輯”;但去世作家的較為完整的日記面世，則自魯迅始。 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據手稿影印了《魯迅日記》。馮雪峰在《〈魯迅日記〉影印出版說明》中強調這部日記是“研究魯迅的最寶貴和最真實的史料之一”，將其影印出版“完全為的保存文獻和供研究上的需要”。1963年1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又發表了《〈朱自清日記〉選錄》，王瑤在《題記》中也強調這些日記“關于他(指朱自清———筆者注)全生命活動中最豐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實記錄，如果都印出來，是非常可寶貴的”，可“作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學為人的參考”。由此可見，學界對作家學者的日記一直十分重視，一直肯定它們的研究價值。

　　我所見第一部系統研究作家日記的專著是包子衍的《〈魯迅日記〉札記》(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作者以幾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魯迅日記》，厚積薄發，出版了這部雖僅15萬字卻有分量的《魯迅日記》研究成果，書中把魯迅的新文學創作與日記記載互證的研究路徑，尤具啟發。作者在此書《后記》中特地引用了馮雪峰的話，馮雪峰主張研究魯迅日記“重點是在‘考’與‘注’”，頗有見地。其實，不但魯迅日記，解讀所有作家和學者的日記，考證注釋工作都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

　　1980年代以降，隨著黃侃、胡適、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顧頡剛、吳宓、蘇雪林、楊樹達、宋云彬、蕭軍、夏承燾、夏濟安、郭小川、顧準、王元化等近現代作家和學者的未刊日記在海峽兩岸陸續披露，盡管日記長短不一，又涉及不同的歷史時期，內容或也有所刪節(公開出版的日記有無必要刪節，一直存在爭議，贊成刪節者以涉及隱私不宜公開為由，我則主張不作任何刪節以存歷史原貌)，都無不引起海內外學界的極大興趣，相關的研究成果接連不斷。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對顧頡剛日記的精彩解讀，江勇振著《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對胡適早期日記的獨到分析，都在“考”和“注”上下足功夫，令人耳目一新。

　　在這樣的文學和學術背景下，古農君與自牧君等合作，于十年前創辦了《日記報》(后改名《日記雜志》)，倡導民間的日記寫作和日記研究，推動民間與學界日記研究者的交流，別具一格，堅持出版，意義非同一般。現在古農君又精心編選了“書脈日記文叢”四種，收錄海內各家圍繞日記和日記文學的各種著述，有評論，有漫談，有自敘，還有序跋，妙論迭出，足資啟迪。這不僅是對《日記報》創刊十周年的一個總結性的紀念，也為建構當代中國的“日記學”作出了新的努力。

　　陳子善，作家，著名文學理論家。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料，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近現代文學分會副會長、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魯迅日記手稿

　　柳已青

　　1946年2月1日，是乙酉除夕。西南聯大教師的餐廳中，有七個年輕人(自然是單身漢，沒有家室)圍坐一席，吃年夜飯。與抗戰時期的艱難困可相比，飯菜還算豐盛，有雞一只、蹄膀、豬肝、蛋餃四味。晚上八點過后，在這全家團聚的時刻，夏濟安、卞之琳、顧壽觀似乎感受到歡慶中的一絲傷感和無聊氣息，三人大嚼年糕，飲紹興酒，吃美國鮭魚罐頭和火雞，只有這樣，才能強烈地感受到生之歡欣和寂寥。

　　人在這樣的特殊時刻，自然容易引發個人感情的喟嘆。

　　卞(之琳)補牙齒，酒后發牢騷云：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想來在那除夕夜，他們在守歲時，都聊到了自己的戀愛情況。夏濟安說到了自己：“我平生只有單戀，并無戀愛，不足掛齒。今天我可以說一句：我并不在單戀，一切只待上帝安排。”

　　原來，夏濟安正在單戀一位西南聯大的女學生，并將她寫在日記里。通常稱她為李彥L.Y.，在一段英文日記里也稱她為LeeYen，但同她通信時，卻很有禮貌地稱她為“李小姐”。據夏志清為哥哥夏濟安的日記寫的前言，1945年秋季開學的時候，夏濟安注意到班中的大學一年級新生李彥，那是10月9日那一天，從此傾心，日夜癡想。因為是懷著少年維特一般的心事，夏濟安沒有這個女生的回信或作文可收藏，只好把“學生選習學程單”小紙片貼在自己的日記中。小紙片上有李彥親筆手跡。李彥寫的幾個字，隔著60年代光陰，墨色已淡。但我們不難想到當年夏濟安的心思。

　　單戀是痛苦的精神旅程，墮入情網，陷得很深。夏濟安連同異性攜手散步的經驗也沒有，不知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愛心。有一次，他竟然把李彥敘述她生平的作文，全文抄進日記中。在《夏濟安日記》里，我們可以看到夏濟安不斷地剖析自己的內心，拷問自己靈魂。李彥一個眼神，也會引發他內心的振顫。1946年2月6日，夏濟安的日記記載：“L.Y.坐在第一排，看見了不免又動心，發現一點：左手無名指上有一枚翡翠金戒，不知何所指。她好像知道我有意思，從不敢用眼睛正視我。”

　　這樣痛苦而絕望的愛，純粹是柏拉圖式的，對方幾乎無任何回應。 1946年6月2日，夏濟安讀湯用彤的《印度哲學史略》，引起他的感傷，“印度的悲觀思想和我總很相投，我若這次戀愛不成，真想出家修行。”夏濟安左思右想，戀愛毫無辦法，他寫道：“這次戀愛所以實在是我靈魂上的大CRISIS。我不敢斷定它一定會成功，因為也許我注得應該修道，解脫塵世。”戀愛引起的精神危機，促使夏濟安產生出家修道、入山隱居的想法，他經常讀《高僧山居詩》。我們來看看他的精神徘徊的軌跡：“高僧詩中，除憨山(寒山)所作尚有生趣外，多寂滅之作。然憨山悲愿似不宏。下午看電影《居里夫人》，頗滿意。居里夫婦之戀愛處理得很可愛。”

　　1946年6月6日，夏濟安抄錄了憨山詩一首，貼在自己日記的扉頁。

　　世界光如水月

　　身心皎若琉璃

　　但見冰消澗底

　　不知春上花枝

　　這詩有出世超脫意味，以其詩自況也。

　　夏志清認為，他對李彥的那種一往情深的苦戀，可能代表了真正浪漫主義的精神。他的浪漫主義里包含了一種強烈的宗教感：不僅濟安把愛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處世態度和哲學都帶有一種宗教性的悲觀。而這種宗教性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里，是絕少見到的。

　　的確，《夏濟安日記》在文人和學者的日記中，也能占據一席之地。它沒有魯迅日記中的簡單和流水賬，沒有《胡適日記》中特意將情感生活過濾掉，也沒有郁達夫日記中舊式文人的習氣和頹廢。《夏濟安日記》是在夏濟安去世多年后，由弟弟夏志清整理發表，因為生前沒有想到要發表，所以絕對真實，沒有一絲一毫的虛榮和虛假。里面充盈的浪漫有苦澀的況味，也是令人感念，它留下一代學人的精神剪影和心靈畫像。

　　柳已青：著名學者，文史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