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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年去紹興，百草園里有一個老人，帶一頂呢帽，替人在筆桿上刻字，正好有支黑桿鋼筆，便請他隨便刻，一氣呵成，最后抹上層淡淡金粉，接過一看，是下面這首魯迅的詩：
《自題小像》
靈臺無計逃神矢，
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薦軒轅。
這首詩，二、四句一看就懂，一、三句挺費解。查書，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說：“1903年，他二十三歲，在東京有一首《自題小像》贈我。” 許氏的解釋是：“首句說留學外邦受刺激之深，次寫遙望故國風雨飄搖之狀，三述同胞未醒，末了直抒懷抱，是一句畢業實踐的格言。”
詩中幾個主要的意象，“靈臺”語出《莊子庚桑楚》“不可內于靈臺”，郭象注：“靈臺者，心也。”“神矢”指典出希臘神話，指愛神丘比特之箭；“故園”指故鄉、國家；“荃”是楚辭用語，指君；“寒星”取自宋玉《九辯》“愿寄言夫流星兮”；黃帝稱“軒轅氏”，以“軒轅”指祖國，含反清之意；大都可成定解。
分歧主要在“神矢”和“荃”在詩境中的理解。
周振甫承襲許壽裳的演繹，將“無計逃神矢”釋為“受到民主主義革命的刺激是無法逃避的”，“神矢本是戀愛的箭，這里就引申作愛祖國”；將“荃”釋為“人民”，“在黑暗統治中下，不可能察覺他這一番愛國的忠誠”。（《魯迅作品全編詩歌卷》P25，浙江文藝出版社，98年8月）這類解釋，幾成定論。
許廣平并不同意此說，但又顯猶疑：“‘靈臺無計逃神矢’句，疑是先生舊式結婚后回日所寫，因神矢典故乃愛神之矢，示婚姻乃盲目被迫，照許說留學外邦受刺激似解釋較牽強，是否，待酌。若是結婚后寫的詩，則不應放在1903年內。”（《讀點魯迅叢刊》第二輯《我解說〈神矢〉的根據》）
再翻李天明《難以直說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引述了錫金的解釋：
“詩的第一句是說結婚的無奈。第二句說故鄉的社會情況不可樂觀。第三句說母親對他的不理解，無法申訴（“荃不察”是楚辭成語，“荃”原指君，現借指母親；荃既不察，自己只好寄意于寒空的星斗了）。第四句是說既已如此，則此生更當堅持從事民族解放的斗爭了。”（錫金《魯迅詩本事》，載《文學月刊》，1956年11期）
結合背景一看，魯迅祖父于1901年獲釋回家，1902年魯迅被選送至日本留學，母親魯瑞于是加快了兒子婚事的進程。1903年她將與朱家的婚約告訴了在日本的魯迅。魯迅起初還想要朱安另嫁他人，后來在叔父周冠五的來信勸說下，也便屈服了，只是無奈的要求朱安“放足”、“識字”。同年便贈了許壽裳一張照片與背面的這首詩。又拖了三年，1906年，母親托病將魯迅從日本召回，7月與朱安完婚。而事實上，婚后第二天，他便從新房中搬出，“過三日，伴同弟作人再度來日”。
許廣平純粹根據直覺，并沒有錯，加上錫金的理解，可以推斷，此詩當作于1903年魯迅聽說了婚約事后不久。
據說小愛神的箭頭，有金與鉛兩種，中金箭頭則會迷戀，中鉛箭頭則成怨偶。魯迅歸來方知是騙婚，朋友探問何事，他答以“母親要媳婦”。看來這枚箭頭是鉛制的的無疑了，而且從1906年開始，一直扎到1926年夏天攜許廣平離家出京他走為止，整整二十年的刺傷。
“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但他舉起了投槍！”有誰知道，這樣的戰士，一直有著這樣深刻的箭傷呢？
難怪他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中大加贊揚那位“不相識的少年”題為《愛情》的詩了，不正是因為里面有這樣的語句嗎：“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仿佛兩個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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