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

--革命過歷史題材的變構

莫言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極高的，他的小說在各國都得到了好評。日本的藤井省三這樣評價莫言“莫言--中國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一名誠實的小說家，（他）采取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寫出充滿時空感和生命感的世界。”托馬斯英格教授說“莫言是世界級作家，可能是老舍、魯迅以來的最有前途的中國作家。英譯《紅高粱》的出現是英語文學的一大盛事，由此可見中國小說在二十一世紀的活力和影響力。”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說“他（莫言）的作品是拉丁美洲文學和中國文學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優秀的文學……在我們之間，文學上的血緣關系非常類似，可以說，再也沒有人比莫言更接近我的文學特質了。①”的確，莫言的小說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力，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是很有價值的，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應是《紅高粱》系列小說。

《紅高粱家族》作為莫言的代表作，它體現了莫言對革命歷史題材的變構。這主要體現在他對于人物的塑造上，尤其尤其是對于“我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等新形象的塑造上。

革命歷史題材是“特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歷史。具體地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參與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構成了革命歷史小說敘述的主要對象。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開始就在表現對象和思想內涵上有著較明確的規范。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承擔著特殊的意識形態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從意識形態方面來說，革命歷史小說講述的是革命之所以產生的必然性，人民由、失敗，走向勝利的規律性，以及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推翻反動階級取得革命勝利的合理性。為了實現教育功能，革命歷史小說高揚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艱苦卓絕的樂觀主義，生死考驗面前的堅貞不屈，構成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常見的場景和主人公的性格核心。由于題材的特殊性，革命歷史小說在表現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時，往往比其他小說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②。

50至60年代，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與描寫農村生活的小說并駕齊驅，這一時期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藝術特點主要有：“強烈的故事體和紀實體特征；革命歷史小說的成熟，集中地體現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上，其標志是作家對于‘史詩性’的追求和一批作品體現出來的‘史詩風范’；革命歷史小說對于歷史和歷史人物內心世界的審視，都不能進入一個更深刻的層次，缺少個人的視野和個性化的表現。

然而莫言卻對革命歷史題材小說進行了變構。

首先，《紅高粱》所描寫的戰爭的勝利，并不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結果，以“我爺爺”為首的這一隊伍，甚至于連基本的作戰設備，基本的訓練都沒有，隊員幾乎都是“我”家燒酒的伙計。 

其次，對人物的塑造來看。莫言筆下的人物是有著多面性格的。“我爺爺”曾殺死和他母親勾搭的和尚，曾因愛上我奶奶而殺死單家父子，他是個土匪；同時，又是與本鬼子血戰的英雄好漢。“我奶奶”也是一個敢于追求自己生活“和爺爺在高粱地里相親相愛，兩顆蔑視人間法規的不羈心靈，比他們彼此愉悅的肉體貼得還要緊。他們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為我們高密東北鄉豐富多彩的歷史上，抹了一道酥紅。”講述“我奶奶”的“花花事”時，作為后輩的“我”即使偶爾會尷尬，但莫言還是直接在小說中表達了對“我奶奶”的贊美：“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僅僅是抗日英雄，也是個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獨立的典范。③”雖然，“我奶奶”有著一對三寸金蓮，但是她并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我奶奶”臨死前說了這樣的話“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你既然給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寬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什么是貞潔？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我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是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幾眼這個世界……④”頁。但是，作為讀者我們并不覺得“我奶奶”是個應該受到批評和指責的人，相反，對于她，就如莫言所說的“是個抗日英雄，是個性解放的先驅，婦女獨立的典范。”或許，她敢于向社會的禮俗進行挑戰，敢于解放自我。有著如紅高粱一般的生命力也熱情。莫言也真切地感受到“人對現實不滿時便懷念過去；對自己不滿時便崇拜祖先……我的小說《紅高粱家族》大概也就是這一類的東西。⑤”這與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對歷史和歷史人的內心世界的審視，都不能進入一個更深刻的層次，缺少個人的視野和個性化的表現。但是，莫言卻對人物的內心進行了仔細的挖掘，對人物的個性進行了充分的表現。

“我奶奶”臨死前對生的渴望的及其強烈的。她并不會因為死在戰場上覺得無怨無悔；她希望自己活下來，也并不是因為沒有完成的革命事業。僅僅是因為她對于這個世界充滿了依戀和熱愛。這與以往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區別是很明顯的。

還有對于王文義等人的描寫，王文義中彈，“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陣尖叫后，他就癱了：‘司令，我掛彩啦！我掛彩啦，我掛彩啦。’⑥”中彈后他并沒有像典型的革命英雄那樣堅韌不屈，意識到自己受傷，他以一個正常人的反應出現。如果這一幕出現在其他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這個人物大多是反面的；如果作為正面人物出現，他中彈后就不該是這樣的反應，他應該沉著冷靜，最起碼不應該尖叫起來，這對于所謂的崇高感是無益的。

至于，另外一個細節，便是寫道羅漢大爺行刑的時候：“父親看到孫五的刀子在羅漢大爺的耳朵上像鋸木頭一樣鋸著。羅漢大爺狂呼不止，一股焦黃的尿水從兩腿間一躥一躥地呲出來……孫五把羅漢大爺那只肥碩的耳朵放在瓷盤里。孫五又割掉羅漢大爺的另一只耳朵放進瓷盤。父親看到羅漢大爺那兩只耳朵在瓷盤里活潑的地跳動，打得瓷盤叮叮咚咚響……父親看到羅漢大爺的耳朵蒼白美麗，瓷盤的響聲更加強烈。⑦”在那種殘酷的刑罰施加到羅漢大爺身體上的時候，或許是出于人在疼痛時的本能，“一股焦黃的尿水從兩腿間一躥一躥地呲出來……”將人的生理反應寫得如此逼真詳盡，這在以前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中是沒有觸及到的。因為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追求的是震撼力和崇高感，寫人的生理反應，而且還是寫人因為難以忍受疼痛而流出尿水，或許這一細節，我們只能在某些不太嚴肅的作品中能看到，并且這個人物也應該是一個比較膽小的負面人物。但是，莫言寫羅漢大爺的這一反應時，我們并不覺得他這一反應時不合時宜的，是有損于英雄形象的，反而讓人覺得真實，更能理解人物的處境和他所遭遇的不幸。

莫言對于場面的呈現總有他的分寸，寫慘烈的場面時，也是點到為止，并以各種色彩和動作淡化它的慘烈。寫羅漢大爺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蒼白而美麗”；王文義中彈，“他的腮上，有一股藍色的東西在流動。父親伸手去摸，觸了一手粘膩發燙的液體。父親聞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鮮得多的腥氣。它壓倒了薄荷的幽香，壓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喚醒了父親越來越迫近的記憶，一線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黑土、把永遠死不了的過去和永遠留不住的現在聯系在一起，有時候，萬物都會吐出人血的味道。⑧”或許只有莫言才能給讀者帶來各種感覺、色彩以及動作的狂歡。

莫言能夠這樣來寫有關革命和歷史的小說，或許與他一貫的民間傳奇意識相關。他曾經說過：“《紅高粱家族》好像是講述抗日戰爭，實際上講的是我的那些鄉親們講述的民間傳奇，當然還有我對美好愛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沒有什么歷史，只有傳奇。許多在歷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其實也都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們的英雄事跡，是人們在口頭講述的過程中不斷地添油加醋的結果。⑨”

或許，正是因為他對于這種民間傳奇的獨特堅持，才成就了《紅高粱》的獨特價值。

注釋：

①楊楊：《莫言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77頁。

②百度文庫《革命歷史題材小說》

③莫言《紅高粱家族》，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9頁。

④同③第91頁。

⑤同①第33頁。

⑥同③第7頁。

⑦同③第71頁。

⑧同⑥

⑨張文穎：《來自邊緣的聲音--莫言與大江健三郎的文學》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33頁。

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