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王家新
參加高考：1977年
畢業(yè)院校：武漢大學
“1976年吧，我曾被推薦過一次(上大學)，都去體檢了，最后卻沒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薦的學校是廣東化工學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嶺上高歌了一番《沁園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個學校”。他要在“廣闊天地”里繼續(xù)他的文學夢
“一個時代結束了。
第二年冬天，天氣出奇得寒冷，
而在它的最后一場飛雪中，
一封來自遠方的重點大學錄取書竟然落在了我的手中！
我渾身戰(zhàn)栗，幾乎不敢相信它是真的，
更沒想到它已在驟然間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
我只是感到難過，為我的朋友王志林，
為和我一起參加高考的王志林，
他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為什么也沒有等到抱頭痛哭……”
2001年，王家新在詩作《1976》中這樣寫道。詩中的“第二年”就是高考剛剛恢復的1977年，也是改變了無數(shù)人命運的一年。當王家新在他任教的中國人民大學，回憶當初拿到錄取通知書的一剎那時，還是充滿了感慨，“和我一起去看有沒有錄取書來的王志林，真的就是一下子蹲坐在雪地上，抱著腦袋抽泣起來了。”1977年底的一場大雪中，王家新接到了武漢大學中文系的錄取書，然后，正如他在詩中所寫的那樣“我倒退著揮手，拎起背包”，告別了被下放勞動了三年多的區(qū)農化廠，也告別了一個荒涼的時代。
“隱秘的愛”
和那個年代大多數(shù)“出身不好”的人一樣，王家新的少年時代是在壓抑中度過的，每次在學校填表填到“出身”一欄的時候，王家新說自己就會感到“筆的沉重”。“那時候周圍的女孩們好像也很勢利，都去跟出身好的或干部的孩子玩。我也很傲氣，你們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們！愛好文學正和這種壓抑有關，我慢慢變得越來越內向，最后完全躲進書本中了。”在王家新的回憶中，他的文學之路就是這樣開始的。
在那個荒漠般的年代，自從有了這種愛好，也就有了一種痛苦，因為沒有書可讀，“小時候實在沒什么書看，我就架著梯子去看天花板上糊的舊報紙，甚至魯迅的雜文都背誦下來了”。他的父母都是教師，父親上的中學還是抗戰(zhàn)時集中了李宗仁和諸多國民黨將領子弟的“光華中學”。因為“出身不好”，父母不斷由縣中學調到區(qū)中學，又被調往越來越偏遠的山區(qū)學校。但是，對文學的那種“隱秘的愛”卻一直伴隨著王家新，而且越來越強烈了，連父母對此都很驚異。
上初中時，他在母親的朋友家里看到了《大學春秋》，一部在上世紀50年代頗有影響的描寫大學生活的小說。“我叫她黃阿姨，她是縣醫(yī)院的護士，上過省衛(wèi)校，家里收藏有許多《收獲》、《萌芽》之類的雜志。”在《大學春秋》里，他第一次讀到“中國人拿不到諾貝爾獎，是民族的恥辱”這類的慷慨陳詞，“當時我就很受刺激，決心要當一個作家。我跟黃阿姨還有她的丈夫說了我的志向，他們很嚴肅地對我說‘當作家是要吃苦的’，我同樣也很嚴肅地點了點頭。”說到這里，王家新笑了起來，“其實那時候懂什么呀”。但是，這顆飄來的種子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也許他和文學的確有緣，在那個年代他有了好幾條找到書讀的渠道，讓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他的一個中學同學，“他就是山區(qū)農民的孩子，他家里人連字都不怎么識的。”有一天這個同學很神秘地問他要不要看書，他就將信將疑地跟著他去了，“那完全是個奇跡，在他家的一個木頭箱子里居然藏有《馮至詩文選》、《曹禺劇作選》、《殷夫詩文選》等十多本書！還是50年代初那種豎排的書，全都發(fā)黃了。”從此，這些書成為他最隱秘的伴侶，他經常在放學的山區(qū)公路上放聲讀馮至的詩。他說正是馮至早期那些抒寫青春苦悶的詩，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詩的覺醒。
高考語文得滿分
“只要沿著江河走，就一定能發(fā)現(xiàn)大海”，王家新說這句當年抄在小本子上的格言一直在激勵著他、溫暖著他，初中升高中的時候，他“五門功課100分，一門功課98”，但因為班主任在他的畢業(yè)評語上寫有這樣一筆“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奮斗思想”，沒有一個高中敢收，后來經過母親的奮力爭取，才上了區(qū)高中。高中畢業(yè)以后被下放到了區(qū)農化廠勞動，生產一種叫“五四零六”的菌肥，他說他總是被分配干最重的活，“劈柴，燒大蒸鍋，把蒸熟的用來做菌肥的小米從大半人高的蒸鍋里掏出來，真是不亞于煉鋼工人……”
在農化廠，不但勞動壓力大，還要經常受氣。那時候王家新在縣里(均縣，最早叫均州府，“陳世美就是從咱們那兒出的啊”)已經頗有文名，縣文化館發(fā)表了他的詩，還邀他去改稿，但是這類邀請函都被農化廠的指導員扣下了。“1976年吧，我曾被推薦過一次(上大學)，都去體檢了，最后卻沒有下文。”那次他被推薦的學校是廣東化工學院，“我在冰天雪地的山嶺上高歌了一番《沁園春》后，也就不痛苦了，反正我也不想上那個學校”。他要在“廣闊天地”里繼續(xù)他的文學夢。
勞動了三年多以后，傳來高考恢復的消息，但同時，“縣宣傳部抽調我去整理什么學大寨的材料，要整理大半個月，我簡直心急如焚”。整理完材料，他跟農化廠請了10天假，“這次批準了”，“我回到家里就猛背數(shù)學、歷史、政治”，考試在1977年12月舉行，“可能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吧，那年鄂西北山區(qū)和全國大部分地區(qū)都特別冷。那一年的寒冷似乎還在我的體內久久燃燒。”命運就這樣造就了一個人。那一年，王家新不僅是他們縣里，也是整個鄖陽地區(qū)唯一考上重點大學的人。他的一些知青朋友包括他在詩里寫到的王志林那一年都沒有考上。不過，王志林現(xiàn)在已是湖北某市的宣傳部部長了，“那年我回老家，他遠遠地來看我，還提著一把據(jù)說是盛中國送他的小提琴，要來為我的詩伴奏！”
當年的考試成績并不對外公布，后來王家新進了大學才知道，他的語文拿了滿分。“作文的題目是《學雷鋒的故事》，我就寫了一個啞巴進飯店的故事，而且這個啞巴還有病，就看飯店的人學不學雷鋒，這篇作文故事曲折，結構布局當時也頗下了一番工夫，語言生動、精煉，似乎沒有一個字是多余的，一切都恰到好處”，現(xiàn)在回憶起來，他遺憾沒有把這篇作文保存下來，“它被收入了許多高考優(yōu)秀作文選中，但就是沒想到去留一本，我大概是當年湖北省文科第一名吧！”
珞珈山埋葬青春
當時他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武漢大學，第二和第三志愿則分別是華師大和北京廣播學院，結果被武大優(yōu)先錄取。進了大學，也沒想到“中文系黨總支宣布我為全年級的學習委員”，省電臺很快播送了他的高考作文。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一共有60多個同學，還有五六個是從北京來的，“其中有光未然的兒子”，北京的同學們經常帶來一些最新的消息，《今天》等雜志也“像火種一樣在大學里傳送”。“那時候三天兩頭就會冒出一個詩社，‘77詩社’、‘珞珈山詩社’等等，班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寫詩”。后來武漢大學77級的同學，和北大、北師大、復旦、中山大學、吉林大學等十多家高校的文學社聯(lián)合起來，出了一本大學生文學雜志《這一代》，創(chuàng)刊號由武漢大學主辦，王家新任詩歌和文學評論編輯，“本來是要各個學校輪流出的，結果只出了一期就引起高度緊張，什么可怕的傳言都有，創(chuàng)刊號也就成了終刊號了”。
在那個櫻花盛開的校園，王家新創(chuàng)作了很多詩作，開始在《長江文藝》、《詩刊》等雜志發(fā)表。大二的時候他寫了《在山的那邊》，2001年這首詩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選入了初中語文課本，“我沒想到他們選了這首詩。那是以一個山區(qū)孩子的口吻寫的，寫那種自幼以來對‘山那邊’的向往，寫那種挫折感和信念，現(xiàn)在讓我自己來讀，我還真不好意思。”
除了讀書、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文學創(chuàng)作，愛情也是當時大學生的“功課”之一。“珞珈山這個名字是聞一多當年起的。珞珈山本身就是個談戀愛的地方，中文系的學生還不是很明顯，外語系的學生都住在山上那些法式的樓群里，經常看見他們成雙成對地在山上的林蔭道上，說是背單詞，誰知道他們究竟在干嗎？”
四年之后，畢業(yè)的時候卻發(fā)生了一些讓王家新不愿再提的波折，他被發(fā)配到鄂西北山區(qū)的鄖陽師專。“本來當時劉道玉校長還想幫我，但他自己也有了麻煩，我舅舅到了武大，罵了幾聲，一輛車就把我拉回丹江口了。”后來王家新在他膾炙人口的長詩《回答》里寫道：“珞珈山已是墓園/埋葬了我們的青春。”他坦承自己對武大有“很復雜的感情”，不過他認為這樣寫并沒有丑化母校，“別的地方也許我還不愿意把青春葬在那兒呢”。而“青春”，在他看來，本來就是用來被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可能成熟”。
人物檔案
王家新
詩人、文學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均縣(現(xiàn)為丹江口市)，1977年考取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年分配至鄖陽師專任教，1985年借調至北京詩刊社，1992年前往倫敦，1994年回國調入北京教育學院，2006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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