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從整體上看，是以馬克
思主義史學為一統天下的。說它一統天下，并不意味著其它學派沒有
一點生存空間，而是說作為中國現代史學主流的“史料學派”，從四
九年以后基本上被人為地阻隔了。這種阻隔，對于那些在四九年以前
就成名的史學家來說，它的傷害只是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不能按照他
們已有的史學訓練來做研究，但對于那些在四九年以年以后才開始學
術生涯的史學家來說，他們從自己的學術生涯的起步階段，就受制于
單一的史學訓練，這樣的學術訓練使他們很難在學術上達到他們前輩
學者那樣的境界。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聽到的“中國現代學術是一
代不如一代”的來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史學界開始反省近半
個世紀以來在學術上的失誤，到了九十年代，已經開始向中國現代史
學的起步階段回歸，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
傅斯年的史學觀，簡單說就是“史學即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
家的責任就是“上群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只要把材料
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
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和史語所同仁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工作，現在
看來，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史語所作為一個現代學術集團為中國現
代學術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訴我們，史語所雖然是一
個國家體制化的研究機構，但因為他們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學研究最
基本的學術規律，所以他們在一個動蕩的時代里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是
驚人的。那一代史學家的誕生和成長，開創了中國現代史學的新格局。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直到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適為代表的中
國現代史學中的“史料學派”，本來已為中國現代史學奠定了非常好
的基礎，但因為后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統天下，
不但使已有良好訓練的學者不能在學術上再做出更大的學術成就，而
且使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訓練走上了歧途。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第
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呂振羽），由于早
年的訓練還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所以他們早年的研究還可以說具有
較高的學術價值，稍后的吳晗、尹達、吳澤等學者，早年也有很好的
學術訓練，但他們后期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
以后，他們的學術研究是退步了；到了他們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如華崗、胡華、胡繩、何干之、劉大年、張如心等學者，他們的學術
研究工作，現在看來很少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四九年以后，對于資產階級史學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批判
胡適和傅斯年的史學思想，而且都是從批判“史學就是史料學”下手
的。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新建設》雜志曾發表過一篇《批判傅斯年的
反動的史學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
傅斯年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國史學界的影響。
文瑾認為：“這些舊史學留下的污毒，隨時都在侵蝕馬克思主義的史
學陣地，使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研究工作不能很好開展起來，并阻礙著
科學隊伍的更快成長。為了史學工作的大躍進，我們必須大破大立，
把資產階級的史學研究方向徹底搞臭，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開辟
更廣闊的道路。”
同年第十二期《新建設》雜志又發表了胡如雷的《廓清陳寅恪先
生資產階級史學觀點的不良影響》。胡如雷認為，全國解放以后，胡
適派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已經威信掃地，但陳寅恪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點
在史學界還有影響。“某些人對陳先生的迷信也還沒有破除，有意無
意間對陳先生的所謂‘成就’進行宣揚，甚至渲染，傳播開去，流毒
無窮！明乎此，則可更進一步了解，現在批判陳先生的學術思想是具
有重大意義的，這不僅對陳先生有極大的幫助，而且對今后史學界的
健康發展，也將會起良好的作用。”那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已取得了不
容懷疑的正統地位。五十年代初，作為國家體制化行為，中國科學院
下設的歷史研究所，它的領導是以郭沫苦、范文瀾為主要代表的；一
九五五年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當中，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天
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差不多都成了學部委員，而顧頡剛卻被排斥
在外。
那時對“史料學派”的批判是構造了一個“史料學派”沒有理論
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以所謂“史料”與“理論”的輕重和“求真”
與“致用”的矛盾為相互對立的假設，對前者進行了否定。其實這些
問題根本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史學常識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沒
有理論的史料”，也根本沒有過“沒有史料的理論”。對“史料學派”
的批判目的就是不要史料。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四九年以后，
史學界“一派獨興”，“五朵金花盛開”的局面才得以形成。那“五
朵金花”，即中國古史的分期問題、農民戰爭問題、封建社會土地問
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是
建立在新史料發現的基礎上，而是先有了理論上的預設，在“規律至
上”觀念指導下，再去尋找史料以為證明。現在看來，在這些問題的
研究上，大體可以說是浪費了幾代學者的才華，他們本來可以不在這
些問題上進行糾纏的。比如像農民戰爭這樣的問題，假如沒有理論上
的預設，稍有學術訓練的史學家都不會得出后來那樣的結論，特別是
像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這樣的事，只要舉出史料，他們的性質也就一望
而知。
現代史學史證明：“史料學派”沒有排斥過馬克思主義史學，他
們只是不迷信這些東西，他們對這種理論的使用范圍保持了相當的清
醒。一九四五年，顧頡剛和童書業合撰《當代中國史學》，就對郭沫
苦的古史研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他說：“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
大師，是郭沫苦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
郭先生應用馬克思、莫爾班干等的學說，考索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
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書中
雖不免有些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顧頡剛在該書的
引論中還說：“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后，更使過去政治中心
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說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
不說是一種進步。”
史料學派對史學理論是非常重視的，他們對二者之間的關系也有
非常清晰的分辨。一九四零年，顧頡剛在四川成都所寫的《史學季刊
發刊詞》就深入論述過史料和史觀的關系。他說：“學者因其所習，
蔽于所聞，無達觀之雅量，以為事不本諧，義無可取。故做考據者常
以史觀為浮夸，談史觀者亦以考據為瑣碎。近歲以來，辨爭彌烈。然
歷史哲學家每以急于尋得結論，不耐細心稽察，隨手掇拾，成其體系，
所言雖極絢華，而一旦依據之材料忽被歷史科學家所推倒，則其全部
理論亦如空中之蜃閣，沙上之重樓，幻滅于倏忽之間，不將嘆息勞乎！
故凡不由歷史科學入手之歷史哲學。皆無基礎者也。歷史科學家慣于
研索小問題，不敢向大處著眼，其視考據工作為史學家之終極使命，
謂解釋之事惟當貽諸社會學家及哲學家，非史學家所當問津者。然而
人類活動如此繁賾，歷史范圍如此廣漠，一人之身，年壽不長，精力
有幾，若不參以歷史哲學，俾于于考據對象作相當之選擇，而輒糜費
窮年累月之功夫于無足輕重之史實中，真固真矣，非浪擲其生命力而
何！故凡不受歷史哲學指導之歷史科學，皆無歸宿者也。夫考據之功
無盡期，歷史哲學之建立因不必待至一切歷史考據完成之后，然必當
建立于若干顛撲不破之考據上固無疑。觀各國新史學之發達歷程，均
先賴考據方術之改進，而后有正確解釋之產生，知無史觀之考據，極
其弊不過虛耗個人精力。而無考據之史觀則直陷于癡人說夢，其效惟
有嘩眾愚眾而已。世之好為史學者，果欲納之于正軌且開浚其源頭乎，
審定史料固最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務也。”顧頡剛是史料學派
的主將，但他對歷史哲學的重視是非常自覺和清晰的。可惜像他這樣
的學者，在四九年以后已從主流退據邊緣了。
五十年代在所謂“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受到最大傷
害的就是史料學派的歷史學家。一九五八年在全國高等院校開展的
“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中，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史料學派”。
當時山東大學、中山大學、西北大學、四川大學、吉林師范大學和華
東師范大學六個大學的歷史系學生給他們的老師寫了許多大字報。這
六所院校的學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書業、陳寅恪、岑仲勉、劉節、徐
仲舒等一流史學家。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還寫過這樣一首詩來
諷刺他們的老師（見《歷史科學中兩條道路的斗爭》續輯，人民出版
社，北京 1959年1 月）：厚古又薄今，理論看得輕；馬恩列斯毛，
從來不問津。
報刊和雜志，當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筆大資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稱二陳；
史觀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論有啥用，史料學問深。
對于傅斯年和史料學派的批判，使四九年以后成長的史學研究者
當中很難出現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史學家，因為訓練不足或者說曾經誤
入歧途，他們已經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壞比建設要容易得多，
四九年以年，中國并不是沒有史學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為意識形態
的制約，那些頗具文史才華的青年才俊，都在學術上走過邪路。像李
澤厚、李希凡、藍翎、馮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
余秋雨，他們本來是有可能成為像他們前輩那樣的學者的。
中國現代史學的道路是曲折的，繞了五十載，還得回到傅斯年，
這是很讓人感慨的。
2000年7 月27日于山西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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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有人 如果回到18歲，你想對自己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