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吉
我們知道，作家要寫出好作品，不但需要扎實的文學功底，而且需要深厚的生活根基。同樣的道理，要學生寫出好文章來，不但要求他們掌握寫作的理論知識，也要有貼近他們寫作的生活素材。
校園的生活其實很豐富：每天都要學習新知識，接觸新事物，接受新觀點，感受新概念；春季有春游，秋天去登高，夏日夏令營，冬天打雪仗，星期天去野餐，暑假支援“雙搶”，寒假搞社會調查，班級球隊隔三差五打比賽，文娛晚會盡情展現風采，約上三五個朋友，或上街打個牙祭，或到樹林子里散散心，或橫七豎八倒在床上侃大山，讀中外小說散文詩歌，背唐詩宋詞名家名篇，課堂玩點小聰明，下課開個小玩笑，課余來點惡作劇……而這一切的一切，既組成了莘莘學子有苦有樂有滋有味的學生時代，也常常是他們日記、周記、作文的題材，從他們尚嫌稚嫩的筆調中，我們能夠觸摸他們青春的脈搏，感受他們年輕的活力，欣賞他們生命的律動。
青少年學生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有他們的青春夢想，有他們的興趣愛好，有他們的個性思維，有他們的價值取向，有他們的人生理想。他們本應該沒有世故和老成，沒有虛偽和做作，他們是怎樣做的，怎樣想的，怎樣說的，就應該怎樣去寫。然而，這些年來，在高考的指揮棒下，我們很難找到學生生動活潑的寫作題材的影子。因為高考作文如何考，老師只能如何教。常常是老師挖空心思找一堆材料，然后引出一個話題，無論學生是否感興趣，都必須評頭品足，談經論道。試想，讓一個世界觀還沒真正形成的青年，去評判社會價值取向，讓沒有一點人生經驗的孩子去討論一些連專家也搞不清的人生問題，搞的人人都成了思想家、評論家、道學家，說假大空的話比成人還老練，這能真正考查出學生對語言文字的運用水平嗎?
雜文家劉洪波先生的一段話更是一針見血：“中國的高考，時興‘議論文’。議論些什么呢，家長里短嗎？校園生活嗎？社會政治嗎？經濟軍事嗎？通通不是，中國高考的惟一議論對象，乃是‘人生’。
今年的高考，從全國試卷到各地方試卷，仍然繼續讓高中生寫議論文，題目有‘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價值與位置’、‘銘記與忘記’、‘安’、‘留給明天’、‘紀念’、‘一葉一枝一世界’等等。還有福建的根據兩幅不同的圓形圖發議論，上海的讓學生‘審視和辨析’一堆材料，然后談談社會文化對人的成長的影響。一看這些題目，我知道，一副比百歲人還要有歷練的樣子，一個比哲學家還要懂辯證法的姿態，在高考作文中是絕對必要的。”
而湖北的題目，簡直是博士生的論文選題。，引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一段關于詩人創作的論述，深蘊哲理，考生費力也不見得能讀懂，即使讀個一知半解，又能有多少“感悟”？何況是在短短的幾十分鐘緊張的高考考場上。依我看，就是叫作家詩人來應考，也未必能寫出好文章來。這不是有意在刁難少不更事的學子們嗎？就連湖南的作文寫“跑”也只能談點體驗，與活生生的田徑場無緣。
中國的高考作文命題，非要讓青少年學子承載對復雜社會的深層次思考，來點城府很深的哲學推理，去談什么未來的人生取向、價值與位置，論什么雙贏，豈不是趕鴨子上架？正如劉洪波先生說的“非把人人逼成假把式哲學家不可”。它與青年學生生動活潑的校園生活，與他們幼稚可愛的思維習慣沒有半點聯系。語文教師按照這樣的指揮棒去訓練學生，久而久之，從學生的作文中，你除了可以看到一副故作高深的道學家面孔外，就只能讀到一些假話大話了。
我們不禁要問，作為具有導向作用的高考作文，要把作文教學引導到哪條路上去？
作文極待回歸校園生活，讓青少年學生真正寫出屬于他們自己的、具有青春氣息的、樸實清新的文字來。
作者單位：湖南平江一中
郵箱：wjz194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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