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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將它配合《春秋》作為解經之書，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但是，《公羊傳》和《谷梁傳》純用義理解釋《春秋》，而《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只是后人將它與《春秋》配合后，可能做過相應的處理。一些專門解釋《春秋》“書法”而與史實無關的文字，顯然是后加的。
《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并說他是魯太史。有人認為這個左丘明就是《論語》中提到的與孔子同時的左丘明。但對此，唐代以后頗有人懷疑，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無名氏的作品。其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當，只是后面多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左傳》相當系統而具體地記述了這一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向。其觀念較接近于儒家，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書中雖仍有不少講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卻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語：“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莊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語：“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此類議論，都是作者所贊同的。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類似的議論，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
但應該看到，所謂“民本”思想是有具體背景的。在春秋戰國大兼并的時代，“民”作為財賦和士兵的來源，其人口眾寡直接關系到國力的盛衰。而當時北方諸國，仍處于地廣人稀的狀態；國與國之間，也不存在封鎖的疆界，“民”可以自由遷徙。故爭取民眾，甚至比占領土地更為首要。《孟子》記載，梁惠王對“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說到底，這還是從統治者的利益來考慮的。作者所信奉的準則始終貫穿于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評述，可謂褒貶分明。書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統治階級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為，也表彰了許多忠于職守、正直和具有遠見的政治家。總體上說，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家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家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但是，試圖用簡截鮮明的道德觀念評價復雜的歷史，難免要遇到麻煩。最明顯的，對于各國間頻繁的戰爭，作者總是要首先辨明雙方在道義上的曲直是非，并將此同勝負結果直接聯系起來，企圖說明正義之師必勝的道理。然而事實上，當時的戰爭多是因各國間爭奪土地與人口而發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簡單的儒家道德標準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說“春秋無義戰”；且一場具體戰爭的勝負，也很難歸結于道義上的原因。
因而作者勉強作出的評述，常顯得迂腐可笑。如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為誘敵深入，助長敵方的驕傲懈惰之氣，故意“退避三舍”，這本是一項巧計；書中卻指責楚軍統帥子玉步步進逼作為國君的晉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敗。這不但毫無道理，亦不能適用于其他類似的情況。
《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應該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于戰爭的描寫，尤其為后人稱道。寫得最為出色的，便是春秋時代著名的五大戰役。作者善于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于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系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一一交代清楚。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后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
《左傳》所記外文辭令也很精彩。這一類文字照理應該有原始的官方記錄作為依據，但必然也經過作者的重新處理，才能顯得如此精煉、嚴密而有力。與《尚書》乃至《國語》所記言辭相比，差別是很明顯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數“燭之武退秦師”一節。整篇說辭不到二百字，卻抓住秦國企圖向東發展而受到晉國阻遏的處境，剖析在秦、晉、鄭三國關系中，秦唯有保全鄭國作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獲得最大利益，于是輕而易舉地瓦解了秦晉兩大國的聯盟，挽救了已經必亡無疑的鄭國，至今讀來，仍是無懈可擊。這是世界外交史上運用地緣政治學的一個很早的杰出范例。
從文學上看，《左傳》最值得注意的地方，還在于它記敘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時，不完全從史學價值考慮，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致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這些都是顯著的文學因素。
一般說來，史籍記載中，愈是細致生動的情節，其可信程度愈低。因為這一類細節，作為歷史材料的價值不大，在發生的當時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實地記載下來。尤其所謂“床笫之私”、“密室之謀”，更不可能是實錄。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左傳》作者所依據的材料，雖主要出于史官記錄，但也有不少原來就是社會上以各種方式流傳著的歷史故事，其中已經包含了若干虛擬的成分；在完成這部著作的過程中，作者又根據自己對歷史的懸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內容。當然，這種虛擬和揣摩，不同于小說、戲劇的虛構，它是完全依附于歷史的，是為了更好地表現歷史，并表現作者的歷史觀念。但不能夠說，這里就沒有追求一種“故事趣味”以滿足作者自身和讀者的搜奇心理的潛在意識。
舉例來說，在《秦晉郩之戰》中，作者選擇了蹇叔哭師、弦高犒師、文嬴釋囚、秦伯悔過幾個小故事，把這一歷史事件的曲折經過，有聲有色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晉公子重耳之亡》所選擇的故事，尤其富于戲劇性：過衛乞食于野人，在齊貪戀安樂而被姜氏與隨從灌醉強行帶走，過曹時曹共公窺其裸浴，至楚與楚王論晉楚未來關系，在秦得罪懷嬴而自囚請罪……，把重耳十幾年流亡過程寫得跌宕起伏，饒有趣味。重耳之亡，大概原來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流傳過程中，留下不少有趣的內容，而作者的取舍，又偏向于這一方面。在這些故事情節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重耳的性格，既有貪圖安樂、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懷遠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而且在流亡過程中，他作為政治家的氣質也逐漸成熟。有些細節，是寫得頗為傳神的，如：
秦伯納妾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
懷贏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給晉懷公（重耳之侄），此時又改嫁重耳。她捧著匜（盛水器）澆水讓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濕手揮她，這原是貴公子任性的派頭，懷嬴認為這是卑視自己，因而發怒。重耳此時正懇求秦國幫他回到晉國奪取政權，豈敢得罪懷嬴？只得以隆重的禮節賠罪。這一節文字雖短，卻寫出了二人在特定處境中的特定心理。
人們對故事的興趣，是產生文學的基本動力之一；故事情節、人物描寫，也是小說和戲劇的基本要素。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小說與戲劇的產生相當遲，但與此有關的文學因素，卻不可能很遲才出現。只不過它借了歷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離出來。而《左傳》正是第一部包含著豐富的這一類文學因素的歷史著作，它直接影響了《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這種傳統既為后代小說、戲劇的寫作提供了經驗，又為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選自復旦大學出版社《中國文學史》
對“必以情”的爭鳴意見
《曹劌論戰》中有一句“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其中的“情”，課文注為“實情”。江夏、肖毅主編的《初中文言文評點譯釋》注為：“情，實情。指案件的本來面目。”郭錫良等編、王力等校訂的《古代漢語》注云：“情，情況、實情。”并譯為：“雖然不能做到一一明察，但一定要根據實情處理。”以上諸說均不妥貼。
“必以情”的上文明明說“雖不能察”，既然承認對案情不能一一明察，怎么能肯定依“實情”斷案呢？古人說話亦不能如此自相矛盾。細審文意，這里的“情”當訓為“誠”。《論語子路》：“上好信則民莫不敢用情。”朱熹注：“情，誠實也。”當魯莊公說完“必以情”后，曹劌立即肯定為“忠之屬也”，這就是說，“情”與“忠”是同一性質的概念，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種屬關系。《淮南子繆稱》：“不戴其情。”高誘注：“情，誠也。”情、誠疊韻，例可通假。《墨子非攻》：“情欲譽之審，賞罰云當。”孫詒讓《間詁》：“情亦與誠通。”《左傳》全書不用“誠”字，凡“誠”義多借“情”為之，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民之情偽，盡知之矣。”“情偽”即“誠偽”，也就是“真假”。“誠”可解為“真實”，也可解為“誠懇”、“誠心誠意”。“必以情”當譯為“一定要用誠心來處理”，因此，曹劌接著說“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古時期，“忠”指盡自己的力量做好分內的事，或盡力做好別人托付的事，對人負責，是辦事人主觀的態度。《國語魯語上》：“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知夫茍中心圖民，智雖弗反，必將至焉。’”“必以情斷之”就是“中心圖民”的具體表現。“中心圖民”是說從內心里為百姓著想，對百姓負責，也就是“忠”。這與《左傳恒公六年》季梁所說的“上思利民，忠也”是一致的。
據上述分析，“必以情”的“情”當釋為“誠心”，指斷獄者的主觀態度。隋樹森先生主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選》（上冊）注為：“情，誠，誠心。”此說甚是，課本當從而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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