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媛
77歲的樊錦詩，已經在敦煌待了52年，和她的前輩還有很多同事一樣，從滿頭青絲待到了一頭白發。就像今天的敦煌研究院是中國石窟保護研究事業發展的一個縮影，樊錦詩是“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
懂得樊錦詩的人都清楚，她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守護敦煌，保護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傳下去。有人說，樊錦詩要把莫高窟藏在保險柜里才放心。她苦笑，“我是要保，保是第一要緊的事情。但我更要揚，敦煌是人類的敦煌，要讓人類了解。敦煌歷史文化只有為人們欣賞，才能讓人們熱愛敦煌文化藝術，自覺地保護敦煌石窟”。
作為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深感肩上的重擔，絲毫不敢懈怠。她帶頭參與科研，與國際上優秀的文物保護機構合作，不斷將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引入敦煌遺產保護，為世界文化遺產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敦煌的52年，保護是她最重視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為豐碩。從壁畫病害防治到崖體加固，從環境監測到風沙治理，在敦煌遺產保護的各個領域，樊錦詩和敦煌研究院的保護工作者一起，不斷探索創新，攻克難題。在她的帶領下一，敦煌遺產保護翻開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學保護之路。在她的倡導和推動下，《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和《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先后公布實施。
在同行眼里，樊錦詩不單單是一位出色的文物保護專家和遺產管理專家，還是一名在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的敦煌學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樊錦詩的帶領下，敦煌研究院全體科研人員在石窟考古、佛教美術、文獻研究等很多領域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究院已經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研究院，“敦煌在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國外”的歷史已不復存在。她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結合洞窟中的供養人題記、碑銘和敦煌文獻，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揭示了各個時期洞窟發展演變的規律和時代特征，先后撰寫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論文。這些敦煌石窟分期斷代的學術成果，不僅確定了洞窟本身的時代，而且為敦煌石窟的各項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公認和采納。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將敦煌石窟考古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國學大師、香港大學教授饒宗頤先生稱此考古報告“既真且確，精致絕倫，敦煌學又進一境，佩服之至”。
實現“數字敦煌”之前，堅持走國際合作之路的樊錦詩也曾體味了“孤立”。從20世紀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國文物界首開國際合作先河，先后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的一些文物保護和研究機構開展合作。為此，有人說她崇洋媚外，也有人告她的狀，說在和日本人合作中讓日本人把我們的東西拿走了……時間證明，這種國際合作之路使敦煌研究院與世界平等對話成為現實。正如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蘇伯民所言，如今的我們與國外文物研究機構在思想、技術、研究方面的差別在縮小，“這說明我們在進步，大家已經能夠在一個思路、語境下工作。不像過去，人家說什么，我們就只能做什么”。
如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多年的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吸取了國際上關于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引進了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起了一流的保護實驗室，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青年業務骨干，學到了國外先進的保護科學技術和工藝。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逐步與國際接軌，達到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的成功典型。
陳寅恪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悲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地也。”看到今天的敦煌，老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當轉悲為喜。
（摘自《新華文摘》2016年第4期，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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