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劉錫慶
作文教學是整個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說“能讀會寫” 是語文課最為核心任務的精要概括的話，那么，作文是管“會寫”這一塊的，它恰是語文課的“半壁江山”。如果從“讀”是主體一種由外而內的吸收、借鑒，是以人類現今所積淀的全部文化成果來充實、豐富和提升自己，是所謂“吃”進來的話；那么，“寫”卻是主體一種由內而外的傾吐，創造，是個體生命以大千世界（外宇宙）為觀照對象，經心靈的體驗感悟從而得以發現并獨創的“精神”產品的制作，是所謂“吐”出去--從這一點說：傾吐比吸收，創造比借鑒，“吐” 出去比“吃”進來，即“寫”比起“說”來，在深層次上還真的更為要緊一些呢。
作文教學“目的”何在？我看就在于：解放人，解放人的精神和心靈，把寫作主體潛在著的想象力、創造力和表現力--即鮮活的而強悍的“生命力”（精神之“獨創性”是其魂魄），都盡情地釋放出來！
作文的本質是寫作主體內在“精神”、獨特“個性”的自由顯現，是其生命力、創造力的文字外化。要想寫得好，“自”（心靈自由、筆墨自由），“個性”（即主體“自我”的鮮明、獨特），以及筆隨心轉的精妙文字“表現力”等，都是不可少的。
“自由”是很重要的。作文既是一種“精神”的個性創造，那么它對精神創造“自由度”的要求就是很高的。心靈不自由，筆墨不自由，就很難寫出好文章。可惜既往的作文教學在很多時候、很多方面恰恰不是給學生以更大、更多的自由而是相反：強行命題；框死文體；規定寫法；限定字數；粗暴批改（包括不分主次、四面出擊的“精批細改”）等。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寫作內在的“自由創造”規律，是不足取的。
“個性”是文章靈魂。作文訓練的“綱要”我以為應是：寫我的自得之見；抒我的自然之情；用我的自由之筆；顯我的自在之趣。無我、無個性，不敢說真話、抒真情、寫真象，作文就極易走向邪路。
文字“表現力”也是很重要的。漢語文章由于漢語文字有不同于其它各種拼音文字的顯著特點（其本身就積淀著豐厚的文化蘊涵），它的“寫”一直頗為“講究”。“五四”后提倡白話文，常說“你怎么說就怎么寫”；其實，就漢語文章來看，“寫”和“說”二者從來也沒有完全一致過。這一點汪曾祺看到了，他說“語言本身是藝術，不只是工具。”他認為即使是老舍，“我們可以說他的語言接近口語，甚至是口語化，但不能說他用口語寫作”（參見《揉面》）。漢語的 “寫”重音色，講文采，擅對仗，求簡練，崇“語感”，貫“文氣”，有“分寸感”……作文的能力、文字表現力之所以需要訓練、磨礪，說到底都與此有關。
既往的作文訓練似有“框框”：只練“文章”，不習“文學”；而且，“文章”也是全面鋪開：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應用文， “重點”不很突出。依我之見，文學創作（如小說、故事、童話、寓言、科幻、短劇及新詩、散文詩以及藝術散文等）是沒有什么可怕之處的，只要學生喜歡、愿意寫，就完全可以“開禁”：能寫好更高些的“文學”了，再來寫較易的“文章”就不在話下了。至于上述諸體文章，我認為敘、論二體最為重要，是作文之“本”，全面表達能力的“兩翼”（二者相較，“敘”又為其基礎，一般而言應先“敘”后 “論”）。但由于“全面鋪開”，說明文，應用文，也包括議論文（高中可敘、論并重，真正要寫好怕要在成年即讀大學他思想成熟之后，過早強調并“硬寫”它是造成“假、大、空、套”弊端的原因之一），對“記敘文”這一作文“根基”的沖擊應該說還是相當嚴重的。
就全面的作文“能力”而言，無非是兩大系統：一是“再現”即寫“實”的能力，具體可析為三，即記敘、描寫、說明的能力；一是 “表現”即寫“虛”的能力，具體亦可析為三，即抒情、議論、想象（包括聯想、冥思、夢幻等）的能力。一般而言，寫“實”稍易，寫 “虛”較難。所謂“會”作文、寫作能力“強”，往往指的就是這寫 “虛”的三種能力過人。事實上，文章真正服人、感人之處恰恰多在議論、抒情之筆上面；而文章特有的“魅力”也常常和瑰奇的“想象” 有關。可既往我們總是在一味地強調寫實（反映），從沒有、也不敢強調寫虛（表現）---特別是“想象”這一放飛心靈的“翅膀”！這不能不影響、削弱作文教學的總體效果。
（摘自1999年8月11日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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