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資訊報 2002-12-26 記者 王 軍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一名小學教師為要回教案而將自己就教的學校送上法庭。此事一出，輿論大嘩。當高麗婭作為一名小學教師能夠意識到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而贏得人們的尊敬時，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認為高老師此舉實為小題大做者大有人在。
今年４月，因為撰寫論文的需要，高麗婭向學校索取１２年來上交給學校的４８本教案。經多次交涉，高麗婭于４月２５日拿到了自己的教案，但只有４本。
一次因教案而起的教師與學校之間的小事最終演化為一場公開的民事訴訟。
此后，高麗婭經歷了６月２６日第一次開庭時學校否認收到過她４８本教案的謊言襲擊，經歷了８月５日法院以“原被告之間是隸屬關系，并不是平等主體”為由駁回其上訴的遭遇，始終堅信“這是共產黨領導的法治國家，不能校長說什么就是什么”的高麗婭，于１０月２８日迎來了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指令南岸區法院重新審理的裁定。
但距離讓高麗婭信心大增的指令重審已經近兩個月，本案至今沒有結果。
教案，是教師直接證明自身價值的最重要的智力成果，卻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以界定其歸屬權，這在導致看似簡單的高麗婭狀告學校一案變得十分棘手的同時，也裸露出了我國現階段教育立法的不完善。而高麗婭老師因此案由一名優秀教師一落而為考評最后一名橫遭解聘，由區教委出面安排其到二堂小學“支援”至今的遭遇，更讓人們看到了該案背后隱藏的阻礙我國基礎教育快速發展的“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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