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南安寶蓮中學 林金才
中國傳統文化順應人情，講究中庸積極入世，體現為仁民、愛物的情懷，生活在我比較喜愛這種人文情懷。初為高中班主任，在學校的耳提面命之下深感責任重大，只好步步小心，時時在意，惟恐一朝不慎砸了學校的金字名牌，落了個千古罵名。于是不管在教室，不是到宿舍，我圍著學生團團轉，于是學生坭的現象少了，話少了，人也規矩多了。正當我為這種保姆式的工作所獲得的成績沾沾自喜時，學生卻疏遠了我，見面總是很拘謹，話不多，笑容更是難得一見；而且學會造作，在我面前一套，背后又一套，非我玻璃的晚自修問題嘩聲喧天，科任老師苦不堪言。聳關系上也是“各人自掃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不禁從高興的頂峰跌入尷尬、委屈、苦惱的泥潭。
第六周的一個下午，體育委員來見我了，說是四班同學想與他們來個籃球比賽，神態忸怩，欲言又止還略有怯意。我想這也好，有利于打破班級的沉悶氣氛，但由于倉促應戰，他們慘敗了。事后我讓他們自己分析，在激烈的討論之后他們還達成共識：“技術上我們不差，配合上我們不夠，打籃球應講究配合，不能單槍匹馬，個人技術即使再好，也會終于寡不敵眾而慘敗”，我微笑，不置可否。幾天后，我發覺他們語言多了，是在討論學習上的問題，性格開朗了，因為他們又打了幾場球，踢了幾腳足球，下了幾盤棋。事后我想，我的保姆式的關愛，只能培養懦弱與自私，他們還是應在磕磕碰碰中變得堅強睿智。我為我的自以為是感到汗顏，他們是可以在實踐中獨自解決問題的，無須都是過多的喋喋不休的說教!晚自修人聲鼎沸的現象仍是屢禁不止。那天，我要班長、團支書開個班委會。開會時，我在場，班干部抖拌縮縮，話不由衷，辭不達意。剛好手機響了，我有事離開，心里正嘀咕著：只好明天自己來下達命令了，他們又能干什么呢？第二天，我進教室，黑板旁墻上貼著一張“高一年三班班級文明公約”，上面目的明確，條分縷析，還有同學、班干部的共同簽名，我的眼睛潤濕了。從此以后，班上的晚自修靜得可以聽到蚊鳴，哪怕是沒有都是下班，我頭腦里的老大難問題又出乎意料地消失了。班級又多了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一桿秤，他們用自己心中善惡美丑的份量和尺寸來證實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我用不著強給他們幾條標準，因為他們討厭這一套。
同學之間的關系有時很微妙，別人是插不上手的。一次，我聽秋燕說阿月病了，不能來晚自修。我急了，走到宿舍一看，阿月正在哭，也沒去看醫生。我詢問了一下，什么也不是。我惱火了想發作，細想一下，只好一聲不吭地回來，想好一堆理由準備與阿月談心。自修時到班級一看，阿月和同桌燕萍的桌子由原來的連接變為一條長長的縫。一會兒，燕萍說她要調座位了。我明白了，打消了找阿月談心的念頭。我告訴燕萍，人生一半隨機一半隨緣，交個朋友困難失個朋友容易，不如通過第三者探問一下原委再作分合的定奪。燕萍走了。三天后，兩張桌子又連在一起了。我為自己的胡思亂想感到慚愧。
我逐漸明白，髭事情我們是不宜介入太多的，他們有自己生活的圈子，悲歡離合、酸甜苦辣必須自己品嘗才會刻骨銘心的。可我問題以聰明者自居，強給他們的太多了。我在極力地同化他們，復制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個個模樣相同，尺寸一樣的工藝品，美是美，可沒有個性。人不是自由點好。
現在，我在力求尋找不干預學生的機會。雖然我的班主任量化積分少了，但我覺得有價值。因為我在默默行使我的寬容、我的尊重，從而達到一種“無為而治”的上上之治。所以，我的班主任工作是苦惱并快樂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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