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 2002-11-15 胡永球
“大眼睛姑娘”蘇明娟上安徽大學兩個月，主動謝辭捐助。筆者剛寫了篇文章叫好，又讀到新消息：安徽省希望工程辦公室主任曹勇證實，有關機構給蘇明娟正式回信，表示“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向你提供捐助，直到你畢業后有獨立生活能力為止”（《楚天都市報》11月9日）。
為什么不讓蘇明娟辭掉捐助呢？我想理由可能是如下兩條：一是她的物質條件不能保證她上完大學，學費或者生活費存在缺口；二是她在謝辭捐助信中所說的“自立”（一般指利用業余時間和假期做工掙錢），不能彌補經費上的缺口。基于以上情況，如果取消對她的捐助，會影響她完成學業。
然而從公開報道的情況看，這兩條理由都不能成立。蘇明娟上大學期間的學費已獲北京青基會聯系的企業贊助。蘇明娟想辭掉的捐助，是被評為“希望之星”的學生的每年1200元生活費。蘇明娟顯然經過認真盤算，靠自己業余打工掙錢，或許有不夠部分，再借一點，不影響大學生活和完成學業。當然，與富家子弟比較，她會過得比較緊張。但是比起許多學費沒著落的更貧困的學生，她的情況要好得多。蘇明娟辭掉這一部分捐助，表現了她希望自立的強烈愿望，展現了她對更困難的同學的同情心和責任感。她這樣做，是基于一種理智的實事求是的思考，并非博取虛名。由此可見，蘇明娟辭捐之舉，反映了她的思想先進風格高尚，而且處世是成熟的。不讓她辭捐，雖然出于關心，卻客觀上使她的意愿得不到尊重。從更深層次看，反映了我們社會扶困助學行為在某些方面不夠理智。
蘇明娟之所以成為“希望之星”，并得到許多貧困孩子得不到的資助讀完高中，是因為她在幼小時被記者拍了一張照片，那渴求知識的眼神十分感人，代表了貧困山區孩子對讀書的渴望，出名后的明娟為希望工程宣傳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從根本上來說，她的被救助有偶然性。如果那一天記者的鏡頭沒有對準她，或者拍了照片效果不理想，蘇明娟不會出名，很可能初中都上不成。蘇明娟是幸運的，但是更多和她一樣的孩子卻沒有這么幸運。她被發現被救助，既反映了社會的愛心，又說明濟困助學工作存在機制上的缺陷。這就是，一個貧困孩子被救助，往往取決于某種偶然事件。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1998年長江鬧洪水，湖北女孩江珊被解放軍從樹上救下后，經電視宣傳成了名人，北京一家私立學校把她們姐妹接去養起來，供給被人稱為貴族式的衣食和學習條件。實際上，江珊父母不到40歲生育了五個孩子，如果不受洪災，她幾乎肯定完不成義務教育。受災后因禍得福，享受到中國大多數孩子享受不到的生活和教育。與她們家庭一樣受災的許多孩子，則因為躲洪水被救時沒有遇到恰巧被攝入電視鏡頭這樣的美事，仍舊在艱難中掙扎。
我們絕對不能非議資助貧困者的企業或者個人，即使出于某種商業目的，助困也終歸是好事。但是社會有責任對濟困行為進行引導，使之達到更好的效果。比如，讓江珊姐妹就在當地讀書，把資助江珊姐妹上私立學校的費用用于救助包括她們在內的十個貧困孩子上學（綽綽有余吧），是不是對社會更有利？江珊姐妹被接到北京時，有人就發表文章指出，貧困的農家孩子享受如此奢華的生活，對她們成人成才到底是利是弊？恐怕誰也說不清。同樣的道理，蘇明娟辭捐的要求如能實現，每年1200元能使兩個因付不起學費而輟學的中學生重進課堂，而這樣做可能對蘇明娟成才成長也更有利，這樣兩全其美皆大歡喜的好事何不樂觀其成？
蘇明娟應當得到救助，江珊應當得到救助。同時，所有與她們處境相似的孩子、學生都應當得到救助。我們的社會是不是該有這么一種法規：對于因為新聞媒介宣傳而被廣泛關注的貧者弱者困難者，社會的幫助以解決他們的困難為度，超過這個度的人財物力，則用于其他類似急需救助的人。我想，這個做法也是所有獻愛心者的希望，被救助者也應當沒有異議。從根本上說，只有這樣才符合公平的原則，才有助于弱勢群體不信“貴人”不信命，而寄希望于在我們社會的幫助下奮發自強擺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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